儿时，曾偷饮父亲的酽沱茶，晚上辗转难眠。“茶乃醒神之物”，从那时便在脑子里留下印痕。父亲爱饮茶，我爱看父亲饮茶。茶是最便宜的沱茶，呈窝头状，压缩颇紧，须用手捶散，捡一小撮放进茶杯，冲入沸水。过一会，父亲端起来，轻轻呵气，轻啜一口，再啜一口，那姿势，那份得意，仿佛在饮玉露琼浆。于是，我隐约感到饮茶之高妙，不禁心向往之。
渐渐长大，干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行当，又兼吃错了药痴迷文学，顺理成章与茶结缘。有时数节课连轴转下，奔窜回屋，双手捧起大号茶杯，咕咚咕咚，为“牛饮”作诠释。偶有闲暇，适遇朋友造访，便会洗盏换茶，慢慢沏之，滔滔侃之，谈人生，谈艺术，直到金鸡唱晓，尚不知倦为何物。
曾见报道说：茶叶与咖啡，已成世界两大饮料。咖啡，我喝过，初时尚甜，一会儿变淡、涩，甚而苦。茶则相反，先涩，继而甘、醇。东西方文化之异同，也在此吧？偶然读到《茶经》，方知饮茶是件功德无比的大事。一册《茶经》，洋洋洒洒：什么茶用什么水，什么水用什么壶，什么壶用什么火……唉，只有饱食终日的士大夫之流，才能斯斯文文参照实施，穷忙如我辈，谁个去讲“扬子江中水，云峰顶上茶”？
好茶金贵，吾辈不敢问津。吾总觉饮茶重在那份情趣。泡一壶淡茶，静坐看山，或独步寻芳，慢慢揭开悠长的寂静。喝着茶，对着山，对着树，对着雾，春去也，秋去也，冬去也，连太阳的血色也褪尽了，品着苦涩后的香醇，蓦然抬头，叹一声：人生岂是容易解说的？
曾在北京浪迹一年，进过两次老舍茶馆，我认为老舍茶馆该当是天下第一。那气氛，是仿古多于现实，瞎子说书外，还兼京剧坐唱，不但卖茶，还出售“茶文化系列”物品。那门楼、桌椅、杯壶，无不力求古色古香。茶客多是老北京，总是低头啜一口茶，似在品味，然后慢吞吞文绉绉开口，是在闲话，我总认为若文化多于闲话，便失却茶馆三教九流嘈嘈切切的特色。因之，北京茶馆适合恬淡的儒者。
写到此，我总以为喝茶该在南方。广州人喝早茶，专家说有伤身体，无缘去作考据。湖南是产茶的大省，不少人在茶中掺姜丝甚至花椒，失去了茶之原汁原味。武汉人处在“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炉，夏天唯冲凉喝茶二事为要，故有“水包皮，皮包水”的妙说。说来绕去，我爱重庆大茶馆。呼朋唤友进茶馆，白眼一翻，巨臂一举，字正腔圆喝道：“上茶——八碗！”清茶未到，话匣先开，上至国计民生，下至打牌掷骰，说古论今，街巷趣谈，其音响效果，总要波及邻桌，渐至满堂热烈。
人说品茶能至出世的境界，此说我颇存疑。今年二月去成都，上望江楼喝茶，其喧闹程度能同重庆大茶馆叫劲，然而，却见一位茶客伴着茶具入眠，鼾声悠悠。其超然逸态，令我至今犹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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