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冬初,在北京国际中国书法史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得见周汝昌先生。那天到会的名流不少,当主持人宣布名单时,几次请周老上主席台就座,这时周老在台下站起来说:“我就坐在这儿合适。”周老穿了一件羊皮袄子,像是很怕冷,但说话声音很宏亮,他坚持在台下听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术性的会议也把很多心思费在排名次上面。坐在主席台上固然威仪楚楚,但一颦一动皆入人眼目,是颇为劳累的。或许周老不惯于此吧?果然,会开到半截,他起身离席了。我有采访他的任务,便赶紧追上。会议借用新华社礼堂,出去就进不来,我追上周老,把他送到栅门边,隔着铁栅栏目送他被女儿扶着去赶公共汽车。
周老对会议的学术内容是极认真的,这认真出于他对书法的兴趣,在第二天的会上,他做了很精彩的发言,在与会者之中反响热烈。稍微熟悉之后,我往周老府上拜访,他谈起这次会议,欣悦地说:“这多好啊,这么多朋友坐在一起谈我们的书法!你是不是替我转达一个意见,是不是请各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也来听听?”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这意见该如何转达,但周老近乎天真的认真劲使我感动。不肯上主席台不也是一种认真?
和周老谈书法的细节,我有篇《平生意趣重柔翰》发表在《中国书法》杂志上;我拜访周老,还谈到两个我特别感兴趣的人,一个是聂绀弩,一个是吴宓。这两位和周老的文化生涯都有些关系,周老五十年代初期在四川大学执教,是聂绀弩先生一力促成,将他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我因为替西安的《美文》杂志组稿,便请周老写这段经历。过了不久,他便写出,我再次拜访他时,那篇文章已在《美文》刊出。“北草忆思己悠悠”是指拜访时与周老谈及聂绀弩先生的诗集《北荒草》,周老的老朋友启功先生喜作谐诗,尤服聂绀弩先生,有句云“如此心声世所稀”。聂绀弩是周老的恩公,以后绀弩落难,周老徒唤奈何。周老这篇文章忆及绀弩在饥饿折磨中的情状,细节难得。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释中说搞“红学”的人从胡适、蔡元培到俞平伯、周汝昌,直至潘重规、余英时,都是“批评家”,却很少“作家”,恐未尽然。在张紫葛先生的《心香泪酒祭吴宓》问世之前,吴宓先生在解放初期情况鲜有人述及。因为周老那一时期恰在四川工作,我便想从他这知道点什么,周老忆起吴宓先生曾从重庆往成都讲学,他觉得吴宓这样一位学界名宿,踞处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不太合适,四川大学虽不比清华、北大,总算是西南名校,便向川大外文系建议调动吴宓。这事没有结果,事过40多年,周老谈起来仍怅怅的。这段往事,周老也写了文章发表在《美文》上。他是一位有特色的散文家。
我将自己的旧体诗习作请周老指教,他建议我多写些散曲,他认为现在学写旧体诗的人不算少,而学写散曲的则甚少,散曲形式活泼,不论表现古代生活还是现代生活,要的都是一个活泼。他还谈到胡适对古文的全盘否定,他甚不以为然。这意见,他希望贾平凹能在《美文》上加以注意,展开讨论。这如同他希望请外国文化参赞来听书法学术讨论,显出一种对文化话题的执着且有几分天真。我向周老求墨宝,他慨然书赠我一首诗:
八百秦川文化远,多生佳士救才难。
周老心心念念的全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