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那会儿北京没有发廊，只有理发馆。理发馆的“大哥大”叫“四联”，设在大名鼎鼎的王府井东风市场对门。演艺名流、留洋出国、婚丧嫁娶，头脸上的事非四联莫数。一到年节，四联必定车水马龙，理发得排队拿号，好生了得。四联的师傅，自然身价不俗，特别是做女活儿的，谁手里没几个有头有脸的朋友？
就是这么显赫的人，在我家旁边胡同里开了间理发馆，师傅姓刘，一溜歪斜的小西房门口很不讲究地写着四个红字：“四联退休”。北京人都知道，再破的房子，有这四个字，也令蓬荜生辉。
刘师傅皮肤白净，花白头发，说话慢声细语，上班穿一件白大褂，透着那么“四联”。没问过他祖籍是哪，反正行为做派都是地地道道老北京式的——有客进门先问好，出门送到门槛儿前。早起上班前先从前门楼子步行到景山，上下练几趟腿脚，然后再步行到店里上班，起码是四五站地。小店界北是早点铺，一碗馄饨俩油条下肚，再沏上一大缸子花茶，这一套全弄完了不过才8点过点儿。
甭看是“四联退休”，刘师傅剪一个头才几块钱，做一头大花不过10元，发廊的价起码得几十块。街上发廊像春笋似的往外长，刘师傅也不涨价：“街坊邻居的，是个意思得了。”瞧那话茬儿，不是他给客人理发，倒是客人给他找乐了。
活儿好，价钱低，自然是客人不断，大多是回头客，最远有从海淀慕名找来的，我也是回头客中的一个。不光我，我妈我哥我嫂我姐，我们一院儿的退休老教授，都是刘师傅的回头客。
那点收入用不起小工，刘师傅找个老家的闺女帮忙。多数的事情得亲自动手，洗头、染发、火局油……他也没师傅架子，没事好开个玩笑。还爱和理发的主儿侃山，什么足球了，反腐倡廉了，学生负担了，机票涨价了等等，不比“的哥”的聊瘾差。北京人嘛，就好这个。每次我去了，也跟着聊两句。因为不耐烦等着，经常赶早去堵门，净误了刘师傅的馄饨油饼。
人说你千儿八百挣着，哪儿不能理个发？非得上那儿去，破了吧唧的。
我也懒得解释。头发不比别的，活儿好是“硬道理”。那时候我留一头长发，每星期去做一回大花，老刘亲自给上卷，他说别人卷不匀，效果做不出来。他拿梳子把轻轻一挑，不多不少一小撮，每撮根数都差不多。发卷匀匀的、紧紧的、密密的，像列队的士兵—样倍儿齐。待头发吹干，卸下卷晾一晾，拿铁齿的刷子一刷，大花也罢、波浪也罢、外翻也罢、内扣也罢，漂漂亮亮一个头，功夫全在这几刷子上。这个时候温热的头发最有可塑性，刷早了花呆不住，刷晚了花不成型。有回小姑娘想学着刷两下，从没红过脸的老刘居然生气地大吼：“别动”，仿佛谁动了他的宝贝。
我头发软，除了老刘，别人还真做不好。带着老刘做的洒洒脱脱的发式，四处遭到表扬。人说“别人的大花俗气，你的大花贵气”。号称6星级的香港君悦饭店公关小姐羡慕地说：“这发式在北京哪个店做的？真好看！”
就那年，电视台中老年模特大赛参赛人的发式全是老刘一个人做的，各式各样，讲究得要命。老刘说他整整忙活了十几个小时，“腿都直了”。可不吗，60岁的人了。事后人家一文未给，说是给他作广告了。老刘也不生气。我心里不忿：作广告？你是登了人家地址还是登了人家电话？杀熟也不能欺负老人哪。
看老刘理发，是种享受：他左手拿把小剪子，右手拿把小梳子，往那儿一站，不慌不忙，麻利有序，动剪子时他一般不动嘴，聚精会神，噌噌噌，发重的如墨云飞舞，发轻的如黛烟飘渺，一会儿一幅放荡不羁的“狂草”就变成一幅严紧工整的“工笔”。一辈子，老刘乐此不疲。
后来，我搬走了，乔迁之喜让我顾不上头发的事。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头发竟然比男人还短了，才想起那一头黑浪皆因一次次剪得不满意越修越短。
没时间再去老刘那儿，全不知那间小店还有没有，老刘可还干得动？有件事一直没来得及问他，他一辈子从头发的繁繁简简更替之中，是否悟出点什么轮回的道理？也许过于奢求了，老刘未准能听懂我的傻话，他只是一门心思做，做就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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