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浦代英（作者），大妹浦石英（雷迅），小妹浦琼英（卓琳，后来成为邓小平夫人），走出云南巨贾家庭，走向了革命……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记载了这些岁月……
我们在抗大学习的时候，除了进行各个学科的理论学习之外，学校还经常安排八队以上的红军干部来给我们讲党史和红军史。这是我们最爱上的一门课程。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曾经给我们上过课。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革命的道理，使我们从中受到鼓舞和激励。
蔡畅大姐就是这些在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中的一员。
我第一次见到蔡大姐是在刚来到抗大不久的一次集会上，她给我们讲了话，我们被她那独特的嗓音和风采所吸引，脑子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多了，渐渐地也就熟悉了起来，我了解了许多关于蔡大姐的故事。
蔡大姐一家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她的母亲葛健豪为了反抗旧家庭，争取女性平等，50多岁了还冲破世俗势力，亲自带领两个孩子赴法国求学。这两个孩子，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蔡和森，一个就是我们的蔡大姐，蔡和森是蔡大姐的哥哥。蔡和森早年和毛泽东一起组织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他参与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领导留法学生与驻法使馆同华法教育会中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1年，蔡和森在领导中共广东省委工作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同年8月遇害。而我们的蔡大姐早在1922年就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她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辉煌生涯。在长征途中，蔡大姐虽然身患严重的胃病，但是她仍以惊人的毅力徒步跋涉，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到陕北以后，蔡大姐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她是陕甘宁边区妇女部长、中央妇委书记，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作等着她去做。她经常进出老乡家的窑洞、女同志们的宿舍，和婆姨们拉家常，和同志们谈心，在这种亲切的交谈中宣传着抗日救国和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她那崇高的思想境界、无私的品格和平易近人的态度，都使得我把她作为自己人生的楷模。我们这些还没有经受革命战争严峻考验的青年学生，都把蔡大姐看作自己的知音，无论是内心的想法，生活上的困难，学习上的愿望，都愿意向她倾诉，听取她的意见。
有一天，我一个人正在宿舍看书，蔡大姐忽然推门走了进来。我赶忙站起来为她让座。
“这么好的天气你没有出去转一转吗？”
蔡大姐坐在我对面，亲切地问我。
我说我想安安静静看一会儿书。
蔡大姐把书从我手里拿过来，轻轻合上，说：“我们今天不谈学习上的事。咱们拉一会儿家常，好吗？”
我有些迷惑地看着她。
“听说你的两个妹妹也到延安来了？”
“是的，她们刚从北平来，现在陕北公学学习。”
“你们很不容易”，蔡大姐赞赏地说，“姐妹三个人一同选择了革命，这是很不容易的。延安很苦，选择了革命就意味着选择了吃苦和牺牲……对这你们是有思想准备的吧？”
我回答说是有思想准备的。接着蔡大姐又问了我家里都有什么人以及我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每次和蔡大姐谈话都是这样，她总是谈论你最切身的事情，使你感觉到你生活在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
“在这以前你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问题吗？”
我说没有。我大致说了一下在老家时的那档子事情，说到了陈绍曾，“我觉得我们俩走的不是一条路，再加上当时我认为自己年龄还太小，又是父母包办的，所以我坚决地拒绝了这门亲事。”
蔡大姐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已经26岁了，目前生活又比较安定，我觉得你应当考虑一下这件事了。在周围的男同志中，有没有引起你注意的人？”
我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注意过什么人……”
蔡大姐看着我，笑着说：“要是这样的话，我请你注意一下乐少华……他不是给你们讲过故事吗？”
蔡大姐的一席话犹如平静的湖面落下了一块石子，在我心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乐少华当时在抗大第一队，也是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的红军干部之一。或许是因为不平凡的经历的缘故，他那棱角分明的脸上总有一种坚毅的神色。但他这个人并不死板，非常富于幽默感，他每一次给我们讲故事都要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所以他是我们十三队学员最爱戴的红军老干部之一。我们和他处得也较为随便，有时候他还到我们宿舍来聊聊天。
我也大致知道一些他的经历。
他1903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由于贫困，自小就到上海去谋生，在上海做过五金厂的工人，并在那里参加了工会。1925年，乐少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南市区机器工会宣传委员，参加过上海的五卅运动。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秘密电台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成了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1年春天，他又回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负责秘密无线电部门工作。1931年3月，他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队党总支书记；5月，改任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副政治委员，不久任政治委员。1933年11月，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军长征之前，中央曾派出三支部队先行突围远征，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年的7月，他和寻淮舟等人率领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东出福建，兵临福州城下，尔后又挥师北上，沿闽浙边界转移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11月，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组成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他仍担任政治委员。红十军团下设三个师，共约10000人，接受中央军区指挥。后来，中央军区指挥红十军团进入开化、遂安等地活动，争取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创造皖浙赣新苏区，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五人军政委员会，乐少华是五人军政委员会成员之一。之后，红十军团分兵两路向皖浙和皖南行动，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艰苦奋战了两个多月，损失惨重。在安徽黄山南麓谭家桥地区的遭遇战中，乐少华中弹数处，和牺牲了的战士一同倒在血泊中。后来群众在掩埋红军战士的尸体时发现他还活着，赶紧把他送到了红军的转移部队。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返回闽浙赣苏区时，被敌人合围在怀玉山地区，经过顽强战斗，弹尽粮绝，指挥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捕，后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机关人员、后勤人员和伤员（包括乐少华）等先头部队在粟裕参谋长率领下突围脱险，继续从事游击活动。乐少华因伤势严重，被秘密转回浙江家乡养伤。1936年，他的身体渐渐复原，当时，党中央需要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就把他调到了延安。他一开始在陇东任西北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兼政委，不久就来到了抗大。
这样一个有着光荣经历的红军干部，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只能是一种尊敬、崇拜等同志式的，甚至是下级对上级、青年学生对革命前辈的那种情感，蔡大姐的话使我感到惶恐不安。
我鼓足了勇气问道：“蔡大姐，我想知道……他知道这件事吗？”
蔡大姐说：“你这个人真是太不敏感了，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出他是喜欢你的？”
我自认为很不敏感。蔡大姐又说：“乐少华是一位红军老同志，他虽然对你有好感，但因为自己的年龄比较大，不好意思对你开口。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印象当然不错。不过，我又有点纳闷：你这个乐少华怎么会这样？自己的事情不自己来说，偏找个第三者来帮忙。你虽然年龄大一点，但也只大我8岁，难道这也能成为你不来直接找我的借口？
蔡大姐仿佛知道了我的心事，她对我说：“这事也不用着急。这样吧，你先考虑考虑，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去找乐少华谈谈。”
我谢了蔡大姐。
当我和乐少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直接对我说呢？”
乐少华笑了笑，说：“我觉得让蔡大姐说更妥当些。”
后来我才知道，在当时，一个共产党员找对象首先要得到组织的同意，尤其像我这样的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更应该经过组织考查了解，才能通过。当时蔡大姐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因此乐少华首先要把自己的意见告知蔡大姐。
1937年12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组建了我们的小家庭。我不能说“我们举行了结婚典礼”，因为我们的确没有举行结婚典礼。事实上，结婚那天根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乐少华到我住的集体宿舍，把我的行李拿了过来，集体生活，穿的用的都是公家的，所以所谓我的行李也不过就是一床被子、褥子，再加上几件简单的梳洗用具。我所在的新华社和乐少华所在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来了几个同志，在我们称之为“家”的窑洞里聊聊天，开开玩笑，也就算是举行婚礼了。我还记得大家喝的是白开水，因为我们连茶叶也找不到。好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战争年代，也就不苛求什么了。当时所有在延安结婚的人恐怕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并不是例外。
我怀念那个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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