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就是命运，年龄造成代沟，而同龄人之间经历的差异，又往往造成人心的鸿沟。在恋情题材小说高手张资平那里，就体现得非同小可。他的本性将他推到社会的外围、边缘。北伐时，他已是邓演达总政治部中校秘书，靠写作成为富翁后，在上海真如郊区造别墅一栋，匾曰“望岁小农舍”，张资平此时感觉好极，于是欲罢不能，遂脱离政治圈，专事写作。其间，只顾产量，不免粗制滥造，次品很多，不久就走了下坡路。先是《申报》副刊收拾他，其后因小说人物主角音同汪兆铭被汪精卫痛斥。这时他已落水做了汉奸。所以，抗战胜利后，他就穷愁潦倒，渐渐有活不下去之虞，遂于解放之初向上海市长潘汉年求援。20年代初，张氏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四大天王”，而潘汉年只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张的作品曾红极一时，但可惜人缘太差，1959年给押去劳改，不到一年，贫病以终。潘汉年则被誉为大智大勇，虽同以文学起步，而取径实异。潘汉年在秘密战线打滚，所见多惊心动魄，养胸中之气自然不可以常情猜度之；张资平却在其小天地里越发地作茧自缚，求一点豪爽倜傥之气而不可得。
迥异的经历更将性格的因素扩大，成为人心差异的鸿沟。张氏自己，可谓天下秀才不晓事的典型，有一种说法是“读书人愚，多读更愚”，虽仅执一端，但以之观张资平，倒还合辙。牛角尖越钻越深，“愚”也益深。说到底，他还不是真正的读书种子。这是读其书，论其身世时，后人不免要弃书三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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