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对足球裁判龚建平签发了逮捕令。这样，引人注目的中国足坛“打假扫黑”终于进入了实质性的司法介入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而作为媒体打假扫黑的先锋，曾赴杭州调查假球黑哨的新华社记者杨明是如何看待这个他曾经冒着风险、想努力促成的事的呢？
扫黑记者先锋杨明认为，“司法介入黑哨”这个突破是件好事，可以说它是打假扫黑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它的意义还在于，进入到司法程序后，无论是足协高官、俱乐部高级管理人员、裁判和球员，只要是犯了法，都会无一例外地受到处罚。他指出，我们的政府在反腐败一事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将证明，媒体和球迷此前担心的，打假扫黑会不了了之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尤其是大家错认为享有这方面特权的中国足协决不会成为法律的禁区，无论是谁触犯了法律，我们的司法机关都不会对他们手软。而人们担心的打假扫黑深入下去，有可能使中国足球“崩盘”的情况，他认为也不会出现。
在今年1月份的查黑阶段，杨明曾经与龚建平面对面地谈过话。总的来说，给他的感觉是这个人比较老实，不是一个老谋深算、工于心计的人，在裁判当中算是个比较单纯的人。而且龚建平确实曾良心发现写了忏悔书，并把钱退给了宋卫平。杨明从与龚建平相熟的人那里也了解到，龚建平的人品不坏，很顾家，也很孝顺老人，这样一个男人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是件悲哀的事。
杨明说他当初曾认为龚建平是最没有可能被抓的裁判。但当得知龚建平被拘留后，杨明感到特别出乎意料，特别震惊。
杨明说，龚建平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一个特定人物。当初，他出于良心发现写了忏悔信，退了一部分钱，但是当打假扫黑陷入停滞阶段时，龚建平错误估计了形势，思想里产生了“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错误念头。在监察部门找他谈话时，拒不交代。而由于他被掌握的情况最多，因而成为了司法介入的突破口。
杨明特别强调，很遗憾的是，龚建平给宋卫平写忏悔信并向绿城俱乐部退钱，在法律上都不构成主动自首，因为他找的不是司法机关，他做的那些都是不作数的。同样道理，此前说他在中国足协内部的整顿中没有交代，但即便交代了，在法律上也不算是自首。杨明说，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足球界一些人士的法律知识是相当匮乏的。
由于龚建平个案的特殊性，杨明认为它对我们的司法机关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在足坛打假扫黑绝不能了结在龚建平一个人身上。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只有龚建平一个人受到惩处，成为替罪羊，它可能会起到一个很坏的反面教育的作用，即如果死咬不说，反而可以过关，甚至今后该怎样违法、受贿还可以继续下去，只要你能一心走到黑。而松口的结果就可能像龚建平一样成为替罪羊。这个副作用是很可怕的，而由于此案社会关注程度很高，其影响会波及社会各个方面。
从这点来讲，司法机关必须要不遗余力地采用各种法律手段，让犯有相同罪行的人伏法。这样，才能起到法律的真正的震慑作用。
对于今后司法的深入，杨明认为由于这个案子被关注程度极高，媒体报道无孔不入，反而增加了侦查取证的难度。而另一个让他担心的问题是，接下来进行的侦查工作涉及的裁判、中间人或俱乐部将可能不在北京，那么侦查取证工作是不是还由宣武分局来做？因为仅靠他们一个小分局，从人力到经费都很有限，困难会不少。但是如果这项工作是由公安部组织的专案组来做，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因为这样可以在人员调动、经费派拨等方面有很大的余地。
提到进一步侦查的突破口，杨明认为，比作为单人的裁判和中间人，俱乐部更容易形成取证上的突破，因为一个俱乐部的管理层当中，参与并知晓行贿裁判的肯定不只一两个人。
对于在这次打假扫黑过程中中国足协的态度，杨明认为其信息披露的效率存在问题。因为在这种全民关注的事件中，“多干少说”的想法是不妥当的，你必须要让公众及时了解你的态度、你的工作进展情况。这样也可以避免官方沉默，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情况出现。不过，这次对龚建平的逮捕令下达后，中国足协居然未等到龚家收到逮捕令通知，就把态度传真给了新华社，这样的反应速度，应该说是个进步。
杨明说龚建平现在已经成为了“黑哨”的代名词。而他的被逮捕，最起码对中国足坛乃至体坛都产生了一个震动作用。但是这个打假扫黑的过程，将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都希望从此中国足坛能够净化，但这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谈到打假扫黑过程中媒体的作用，杨明说，他个人希望给同行们提一些忠告。
他说，在司法介入之前，媒体的呐喊、呼吁确实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而现在当司法已经介入之后，打假扫黑的主角已经成为了司法机关。而他们的特点是比较严谨，不会随意披露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足球记者就要注意，因为相对来说，他们比较缺乏法律知识，缺乏对一些政策法规的了解，在报道时就要特别注意分寸。这一方面是为了自我保护，避免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则是要避免因失实报道而出现媒体失去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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