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右）与劳利“对簿公堂”
在美国媒体对“9·11预警失误”的奚落声中，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穆勒日前宣布了全面改组计划，将反恐定为该机构首要任务；此前，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宣布扩大联邦调查局的办案权限，开展国内侦查。这些举措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激起层层波澜。
“9·11”事件中“第20名劫机者”、惟一活着的嫌疑人穆萨维目前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他在法庭上声称要“炒”掉律师并大骂美国和以色列，随着最近媒体有关“9·11”预警失误报道的升温，这位摩洛哥裔法国人几乎成了联邦调查局预警失误的象征。
联邦调查局明尼阿波利斯女探员科林·劳利5月21日写给穆勒的一封信中，指责总部官员阻碍地方探员在“9·11”前数星期检查穆萨维的电脑。她说，明尼阿波利斯的探员在接到举报后，很早就确认穆萨维有恐怖嫌疑，但他们提出的搜查申请被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一位中层负责人拒绝。劳林认为，如果及早对穆萨维进行调查，“9·11”袭击有可能避免。这一事件在联邦调查局内产生了强烈反响。今年47岁的劳利是明尼阿波利斯分部的一位负责人，她精力充沛，喜欢铁人3项运动。在同事眼里，她工作勤奋、处事缜密，又敢于仗义执言。为了给这一事件“讨个说法”，她在信中还批评了穆勒对地方探员获得的预警信息的评价。穆勒曾表示，即使穆萨维事件中透露出的信息果真存在，也未必能够防止悲剧发生。劳林在信中说：“不管你和总部的人们拥有多少天赋和先见之明，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没有任何根据，而仅因为身居联邦调查局局长高位而作此断言。”5月29日，穆勒在宣布联邦调查局改组措施时换了说法，首次公开承认未对一些预警信息进行充分反应，这是否受到劳利的影响还不得而知。据透露，联邦调查局现已出台新的搜查批准程序。新程序规定，搜查申请将由联邦调查局总部中层官员审批，然后迅速递交至负责反恐和反间谍事务的主管沃特森，被中层官员拒绝的搜查申请将直接呈至穆勒本人。过去，穆勒仅仅是负责签发，对被拒绝的搜查申请不必过目。
美国国会已开始对联邦调查局的“9·11”预警工作举行秘密听证，劳利也已出席作证，与穆勒“对簿公堂”。据“圈内人士”称，穆勒虽然对劳利的上书直言提出了表扬，但目前明尼阿波利斯分部与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关系相当紧张。碰巧的是，联邦调查局总部本周要开始对这一分部进行两年一度的考核检查。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与穆萨维案无关，但参院司法委员会表示，他们将关注联邦调查局的检查，以确保联邦调查局总部不向劳利施加压力，或进行“打击报复”。
对穆萨维案的处理还暴露出美国众多情报部门在信息沟通上存在严重问题。去年8月，穆萨维因为在接受飞行培训时只学习如何驾驶飞机而不学习如何降落引起联邦调查局怀疑，经与法国政府联系，联邦调查局又得知穆萨维一直与恐怖组织有关系。联邦调查局将有关情况通知了中情局，却没有通知负责协调反恐事务的白宫“反恐安全小组”。白宫官员称，穆萨维的行迹如此可疑，如果反恐安全小组了解有关情况的话，不可能不采取行动，那样的话，至少能够延迟恐怖袭击的发生。
联邦调查局成立94年来，其主要任务不断转变，从打击有组织犯罪、侦查外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到担当“民权自由的保护者”。日前进行的大规模改组，将联调局首要任务定位于反恐。改组后，反间谍工作退居其次，在如防止高科技犯罪、反公共腐败、打击国内与国际有组织犯罪、经济犯罪和暴力犯罪等其他工作方面的力量投入将适度收缩，全力支持反恐大计。
新指导方针反映若干重大原则变化：首先，预防恐怖袭击是主要目标。对可能的恐怖袭击，联邦调查局要尽早干预，并“进攻性地”开展调查。其次，减少不必要的程序，探员对恐怖计划进行调查，无需经过总部同意。新指导方针无须得到国会的批准，立即生效。在新规定下，探员可以自由监控互联网站、图书馆，还有权在任何对美国人开放的公共场所进行侦查，清真寺、犹太教堂等宗教场所也不例外。对涉嫌恐怖活动的人员，即使他们与某些宗教和政治组织有联系，探员也可以进行调查。探员现在可以进行为期180天的初步调查，并可将此调查延期至1年。过去，初步调查的时间为90天，只能延长30天。由此可见，新的指导方针大大放开了对国内目标监视的限制。过去，联邦调查局必须有特定的立案调查项目，才能这么做。
阿什克罗夫特认为，联邦调查局可能存在的预警失误，与其调查权限太小有关。他说，在老的规定中，探员甚至不能做普通公民和新闻记者能做的事，相比之下，恐怖分子对各种科技手段的运用倒是显得游刃有余。他表示，在联邦调查局执法和民权保护的平衡上，对老规定的理解是“过时的”。事实上，“9·11”事件后不久，他就曾授权联邦调查局探员可以免受调查指导方针限制，在征得总部同意后，以可能手段进行反恐怖调查。但阿什克罗夫特认为，直到目前，联邦调查局基层探员对这一授权的使用“过于谨慎”，现在必须让他们彻底放开手脚。
为了防止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1976年，福特政府的司法部长利瓦伊向联邦调查局发布调查指导方针，规定只在有确定的犯罪嫌疑时，才能对美国公民进行监控。指导方针对在何种情况开展调查、调查范围、允许使用的技术手段、调查目标等作出严格规定，一直执行至今。
虽然穆勒和阿什克罗夫特在“9·11”预警问题的措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布什总统至今也没有松口。6月4日，布什在视察国家安全局时说，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确实存在沟通上的失误，政府没有得到足以阻止“9·11”恐怖袭击的信息。布什还提醒国会，举行听证会不要牵扯官员们太多的精力，以免耽误了反恐事务。
在针对“9·11”预警问题的调查中，共和党和民主党态度有明显的差异。民主党人主要关心布什政府知道什么，又是如何反应的，是否存在工作失误，以期在政治角逐中有所利用；共和党人则避重就轻，多将失误归结于情报机构沟通、预算投入等软性问题。但是，对扩大联邦调查局侦查权限一事，共和党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在反对行列。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森布伦纳认为，1976年司法部对国内监控作出的有关规定的执行效果一直不错，没有必要进行调整。联邦调查局扩大权限“走得太远”，它可能把美国带回“过去的坏时代”。当年，正值美国民权、反战运动高潮时，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各个政治组织和民权组织的监控，广泛调查反政府言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曾不断受到骚扰。联邦调查局曾实施了著名的“反谍计划”，试图“打乱、搞臭”这些组织。
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美国路德教会、美国图书馆协会等组织的负责人都对新措施表示了反对或关注。他们认为，新指导方针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大于其反恐调查中发挥的作用。尽管“9·11”后美国公众表达出为了社会安全宁愿牺牲部分自由的意愿，但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也能对宗教、政治组织的活动进行侦查，势必对美国政治、宗教和集会的自由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华盛顿地区的负责人墨菲说，面对情报工作失误，布什政府的反应是“赋予自己新的权力，而不是严肃地调查失误为什么会发生”。
一些媒体分析，推翻老的侦查限制肯定会打破“9·11”后国家安全与民权自由的脆弱平衡。《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对民权自由的侵蚀》的社论说，阿什克罗夫特有“让最严峻的政策变化听起来诱人的无害的天赋”。他将国内侦查行为形容成了上网冲浪和参加公众集会，这是“严重的误导”。事实上，阿什克罗夫特以反恐的名义，给予了联邦调查局毫无束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在没有任何非法活动证据的情况下插手美国每个人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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