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专门来探讨一下从敌方阵营中发展能取得“硬”情报的特工的重要性。“硬”特工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间谍，他们和帮助看管秘密处所、参加监视，或收集和翻译公开资料的“援助”特工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间谍活动”是不可能脱离“间谍”进行的。所以，发展间谍是情报活动中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情报官员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但这决不是一项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需要敏锐的嗅觉、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坚强的意志力。所以，只有极少数优秀的人才，才能从事这项大多数业务官员都备感羡慕的工作。
有时也有贪功的情报官未经批准便发展特工，这无疑是急于求成的表现。
因为发展特工是一项敏感的工作，所以，中情局为此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规章制度，是非有论，赏罚分明。那些未经批准即盲目发展特工的情报官，最终都会急得直跺脚，害怕被发现后受到总部的惩诫。
曾有一个胆大妄为的情报官，没有采取任何初步措施，就擅自发展特工。结果仅和对方接触一次，就立即被局里招回，并予以开除。
我们部长说，大概只有5％的业务官员能领悟到这里面的“窍门”，成功地发展特工。能够正确地发现、评估、培养、发展和招募间谍的人也因此可称得上是行内的“明星”。
作为一个新手，我仅用了短短的5个星期，就完成了上述所有环节，顺利将奥野发展为我们的特工。奥野正是站里这几年来着意寻找的那类特工。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我个人认为，我的成功在于运气和时机，赌场上得来的直觉经验和对日本人的了解也帮了大忙。这并不是什么即兴之作，而是水到渠成。
拥有外交豁免权和受政府保护的业务官员，最适于操作和发展特工。
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发展特工如果遭受失败，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是不可接受的。
要发展一个特工，首先要评估发展对象的价值、潜力和可靠性，同时权衡很多这样那样的因素，包括他的种族、教育背景、家庭情况和个人倾向等等。
如果行动失败，就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从而可能使负责发展的情报官遭到生命威胁。假如他受到官方保护，则可能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对方驱逐出境。
因此，发展特工过程中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得到总部的批准。
一般来说，发展特工不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外交豁免权，也不受政府保护，一旦行动失败，结果将更为严重。所以，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才会参与发展特工的工作。
我是用第三方护照、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的，情形更为敏感，因此尤其不适于承担发展特工的任务。
拥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最适于发展特工。招募者和发展对象间进行沟通时要使用共同的语言，以利于营造和谐的气氛和增进相互了解。还要准备相应的应变措施，以便一旦失败后能迅速脱身。
在发展对象所处的环境不适于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开展工作的情况下，就会指派受政府保护的官员去当地执行发展任务，这样如有不测，中情局和政府就可因势介入，并实施保护措施。
培养发展对象的情报官一般不参与最后的招募行动，以避开可能发生的危险。但如果他与发展对象关系融洽，只有他才能最后说服发展对象，保证成功招募的话，他就会获委派，直接与发展对象摊牌。不论最后执行的是谁，所有参与过此事的人都将共同分享成功的荣誉。
几年后我问起如果有75％的成功把握，能否向发展对象摊牌。回答是：“见鬼，不行！要有95％左右的把握才行。”
我有时并不遵循这个“95％原则”，但却时时将这个原则牢记在心头。
在前苏联解体后，日本记者曾采访克格勃的奥利格·克鲁金中将。在谈到发展特工时，这位将军说：
“啥？发展地下特工！只有能工巧匠才能干这种活！很困难。在我们所接触的美国人中，真会有人愿意成为我们的间谍吗？很难搞清他到底是不是由中情局派来的。极其困难。只有在通过对他的家人和他的私生活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才能下结论。”
在那次采访中，克鲁金还谈到克格勃如何费尽心机地发展一名中情局人员成为他们的特工，“我们虽然曾经处决过克格勃的特工，但是从来都没杀过美国人。”
对于所谓“刺杀美国总统”，克鲁金说：“那只不过是小说里想象的故事……我们从没想过。”
克格勃很难招募到美国人或中情局人员作为其特工。不知道克鲁金是否知道中情局的官员爱姆斯在1985年一路跑进苏联大使馆，把自己像礼物一样送给克格勃这回事（仍是难以想象，令人难以置信）。
克格勃“从不杀害”任何美国人，虽然他们可能会处决他们自己的特工。克格勃连想都没想过什么刺杀美国总统。但是却有美国人在所谓“并非虚构”的小说里大肆虚构这些事。
我们再回头说说奥野。
他答应向我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情报，常常是一些影印的文件，而我们则按月付钱给“那些”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我则扮演一个“好心的”中间人的角色。
招募特工所要作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他签署一份字据。这有点像是进入兄弟会或黑帮———如果你喜欢这样说的话———的惯例一样。
字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确有合约存在，或证明该特工的确曾收受钱物。这也是案官与特工之间的一条纽带。如果特工后来改变主意和反悔，字据还可起到威慑作用，以防他到处胡说。
不少特工不愿意签署任何字据，开始时感到心理极不平衡。他们会觉得这就好比是签卖身契一样，会想象字据一旦泄漏会有什么后果。于是招募官员就要苦口婆心地去说服他，打保票，甚至甜言蜜语，直到特工签字为止。
事实上，特工叛变的行为是极少发生的，虽然我也曾遇到过一次（后面的章节中将会谈到），还有一名特工被对方情报部门抓获，要他交待问题，可怜他已成为案上之俎，还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如果一个特工因为无法接触到所需要的情报而无法再提供情报，或由于某种原因缺乏积极性，或特工或负责他的案官搬离了原先所在的城市，那么其特工使命即告终结。
具有重要价值的特工在签署字据时可以用假名，以防字据万一落入他人之手，造成麻烦。字据内容其实很简单，仅包括日期、金额和签名。
奥野是我发展的第一个特工。因此，第一次给他钱并要他签署字据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表明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的关键日子。
（新特工所提供的情报获得总部证实后，招募才算是成功的。）
也可能是天意的安排，那天所发生的事竟成为我后来放弃掩护工作的起因。
我选择在星期一的晚上和奥野见面，给他第一笔酬金。那天我计划早晨6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晚上7点同奥野会面。
站里对这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虽然我可以理解，但还是感到有些不快。
他们确实把我当作没有经验的新手，但却不知道我多么了解日本人的脾性。我心里明白，我已踏上成功之路。奥野的一举一动，言语表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目前的进展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满怀信心，要证明给站里看我是对的。
到目前为止，站里对奥野的认识仅限于我的报告。我下决心邀请我的联络官秘密查看我和奥野的初次交易，以证明我所言不虚。此外，我想，联络官曾说过他从没见过真正的特工，现在就让他见识见识活生生的地下特工吧。我和奥野将在一幢大楼见面，我约好联络官在大楼的入口处先碰头。
下午4点，我正要从通讯社下班，我掩护工作的老板突然要我参加一个在7：30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不行，老板，我已经下班了，而且换班的同事也来了。”我表示拒绝。
不知为什么，对我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的老板却执意要我参加那个毫无意义的新闻发布会。我只好不顾一切，强行离开办公室。
我赶到大楼，见到联络官，向他示意远远地跟着我，到约定的咖啡厅去。
这次，我又获得了一个教训，不管你觉得你对接头的地点有多熟悉，都应事先对接头地点进行确认。
我一下子竟找不到我自认为很熟悉的咖啡厅了！我们一层层地找，一条走廊一条走廊地找，那神情就如同两只瞎老鼠，在迷宫一样的大楼里乱窜，真是难堪！这也成了我这位联络官日后常常取笑我的笑柄。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那间可恨的咖啡厅，所幸还没有错过时间，我进屋坐下，随后联络官也走了进来，占据了有利地形，在离我较远的一张桌子坐下。
奥野如期而至，收下了我给他的酬金，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很痛快地在字据上签了名。联络官偷偷地瞥视，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我把一些基本安全守则告诉了奥野：如何避免被其同事发觉，如何和我接头，以及如何用密语向我家中打电话等等。
我开始信任奥野了。他虽然也有弱点，但他精力充沛，自负，有胆量也有野心，这样的特工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也相信，像他一样果敢努力的人，是一定会成功的。奥野没有让我失望。
他开始提供情报。我们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接头，有时还在我常去的一间酒吧。我们交换着情报和金钱。我一般不查看情报内容，而是把它们连同我给联络官的交往报告和费用报告一起直接上交，因为我无须理会这些情报的价值。
有一天，已经很晚了，奥野打电话约我在一间我们常去的酒吧接头。我到酒吧时，发现奥野正一个人喝着黑标签的瓦尔克酒，这种酒在当时的日本也是一种尊贵身份的象征，而我们过去常喝的只是廉价的日本威士忌。奥野带来一叠子约2英寸厚的复印文件，沾沾自喜地告诉我，他是如何如何费尽心思才把这些情报资料弄到手的。我相信他。
后来，一位东京站情报官员告诉我，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归纳整理这一叠子文件，最后从中提炼出多达17份情报报告。17份！
成功招募奥野后的一天，我的联络官对我说：
“保罗，你调到我们站工作的2年期限还没到期，而且你希望能在东京多工作2年。你成功招募奥野，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4年的任务。从现在开始，直到4年期满，你再干的活都可以算是‘外快’了。”
奥野非常傲慢，言行难以预料，听不进我的忠告，所以很难控制。他还常常提出新的经费要求，或者自用，或者是紧急情况下要用。在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注意他的安全，尤其是他花钱大手大脚，远远超出他的正常收入，很容易招致怀疑。
有额外收入是一件好事，但作为一名间谍，大肆花销额外收入，却是一个极大的弊端。能长期幸存而不引起别人注意的间谍，在使用额外收入时都十分慎重。除非他是一个不计较报酬、为理想奋斗的间谍。（连载十八）
本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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