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朋友。他通晓4种语言，包括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而且都说得非常地道，甚至比受过教育的当地人还要好。在年仅24岁时，他就是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部的主任了。
他出自名门。有一个叔叔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还有一个他可能曾向我介绍过的妹妹，几年后成了意大利最叫座的电影女演员。
在巴黎的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浪费光阴的几年，但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也是我长进最大的几年。我博览群书，思索生活的真谛，通过自我反省和上下求索，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从身边许多有趣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接触过众多的音乐家、艺术家、舞蹈演员，以及不少生活态度严肃的人和不少巴黎的匆匆过客，我与他们长谈，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我“学到了”巴黎人的文化和他们的世故。偶尔也会混入上流社会，参加音乐会和时装表演等活动。对我来讲，这些机会总是毫不勉强，很自然地来。
巴黎，是我26年来所遇到的第一个不存在种族歧视的城市。当然有些法国人还是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但对我个人来讲，在我旅居巴黎的6年中，从来没有遭受到或感觉到什么种族歧视。
有时，当我看见年轻的黑人拥着华丽的白种女人走在巴黎大街上时，甚至有些感动，这种事在巴黎显得极其平常、和谐。但是，也就在那时，一个来自美国南方的白人女学生竟对我说，她在咖啡馆里看见一对不同肤色的男女，还觉得“很不舒服”。就在我前往巴黎之前，我还听到一个白种女人的黑人丈夫在纽约被人无端殴打致死。巴黎，纽约，反差立现。
那时我觉得，在法国，你只要行事得体，看起来顺眼，法国人一般就不会把你当作异己之类。
有一次，我陪3个日本女士去有名的银塔饭店吃饭。因为我选择的时间是星期五的晚上，而那家餐馆要求周五晚上前去就餐的顾客必须着礼服，所以女人们都好好打扮了一番，穿上和服，我也穿上了晚礼服。这件衣服原来是为了在比较讲究的场合打牌时穿的，那种地方常会找到有钱的牌客，所以要打扮得体面一点。
突然，我听到餐馆最好的席位上传来一阵操着浓重美国南部口音的英语。我看出这是温莎公爵夫人。我原来就知道公爵和公爵夫人常常到这个饭馆。所以我又开始找公爵本人。
公爵过去是英国王室的爱德华五世，因“不爱江山爱美人”而出名，现在就坐在离我不到两臂远的地方。他的上衣襟上插着一枝红色的康乃馨，典雅温馨。我告诉了我的日本同伴，那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不朽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就坐在离我们不远处。她们都兴奋不已。
那天晚上我也很尽兴，独自喝了一整瓶1911年酿制的红葡萄酒（我忘了它的名字）。而且品尝一大杯1806年产的上等干邑酒。这种绝佳的干邑却出奇的便宜，只要1.6美元，和女士们用的甜点是同一个价。真可惜，与我同行的3位日本女士不会喝酒，甚至连啜一下也不敢。这顿饭很实惠，连给服务员的小费和为探访藏酒的地窖付的费用都算在一起，每人才花了20美元。
19年后，我带着妻子和7岁的儿子再次去银塔饭店吃饭。这是我特意安排的，作为我们欧洲之行的一站。我向他们讲述从前那次奇迹般的经历。我早就戒酒了，但我还是问他们是否还有原先的那种干邑酒？那位年轻的侍酒人不用我详述，一听便知道是那种好极了的酒，当时店里仅存有小半瓶了。
我为和子和彼得要了一杯，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品尝拿破仑时期的干邑酒了，我闻了一下它的醇香气味，没有去碰它。这一杯的分量仅相当于我多年前喝的1／5，但却注明酒钱是60美元。我还是很情愿，我要让妻子和儿子体验一下什么是美酒。店主后来为我打了折，只要了我40美元。
法国人当然懂得怎样生活和怎样品味生活。我有差不多20年没去过巴黎了。最后两次去巴黎，发现法国人的生活也不如以前优裕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首往事，不免令人浮想连翩，感触良多。我愿巴黎优秀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当我的孩子彼得上大学时，我们让他独自去欧洲旅行。他在意大利和巴黎各逗留了两个星期。彼得对意大利的感觉更好一些，因为他曾住在那里。虽然彼得的法语讲得不错，但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巴黎有些不满意的看法。
但彼得依然耳濡目染了一些美好的事物。他参观了他父亲建议他去的地方，并且和他父亲一样，碰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和她共度了一天的好时光，当然只是柏拉图式的恋爱。
我为儿子感到高兴，因为我发现这次旅行增长了他的见识。
我要开始认真学习了，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有一个夏天，我到西班牙瓦伦西亚呆了两个月，那儿几乎没有人讲英语或日语。于是我开始自学法语。当时我手头上只有一本法－日字典，和一本亚历山德·杜马写的《蒙特·克里斯托公爵》作为课本。这样学习很不容易，因为它是一本时代小说。同时也没有老师来为我答疑。我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地从字典里找出它的意思、语法和动词组合。
因为过去的经历，学习语言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辛苦地读完了这本书的2／3，然后又回到巴黎，参加并通过了著名的巴黎大学政治学院的入学考试。
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新的困难，但最终勉强毕业，获得了一个相当于政治学硕士的文凭。
回顾过去，学校教育、学校的氛围和个人的经历最终塑造了我的个性。我依然对课程成绩不感兴趣。
这所学校是世界一流的，有享誉世界的教授和校友。
国际公法的教授巴丝泰德夫人一次开玩笑地指责我：“先生，如果你再这么懒的话，我就不会推荐你做国际法庭的法官！”那时，一旦国际法庭的法官空缺时，联合国就请教她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任何一个想在巴黎法律界干事的人都要通过她的一门或几门法律课的考试。她是学校里一个重要的人物。
最令人生畏的是经济学课程。教我们经济学的雷蒙·巴尔教授后来成了法国总理，不过他后来竞选总统没有成功。
1986年，法国新任命的外交部长的名字我听起来有点耳熟，登在报上的照片不太清晰，但当我看见他在意大利电视台亮相时，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老师简伯纳德·雷蒙特，就是我在国际关系研习班的导师。
20年过去了，看到他已是一个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我说：“哦，他老多了！”我夫人道：“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吧！”
在巴黎生活的那几年中，我到过西班牙两次。每次都在暑期，为期两个月的样子。我分别去了瓦伦西亚和巴塞罗纳。那时的西班牙还不算太先进，但我喜欢她的文化、她的简约的姿态。在西班牙，有许多方面能令我想起台湾。同时，我也爱上了斗牛。
有一年夏天，我到法国南岸的尼斯呆了一个月。我是一个人去的，但心里并不觉得孤单。我常去赌场玩，这倒不是因为我嗜赌，我是喜欢那里雅致的气氛，就像我在巴黎前往多维勒赌场的感觉一样。
我碰到一个从蒙特卡罗来的年轻女人，她说她已经和丈夫分居。她开车带我沿着风景怡人的海岸兜风，有一天晚上，我们看见了一艘美丽的全黑三桅游艇笼罩在彩灯里，船上正开着派对。有几条汽艇正来回在游艇和岸上接送参加派对的客人，他们个个衣着光鲜。这情景就如同在梦中一样。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参加这样的派对呢？
那女人说这条船叫卡利普索号，主人是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内弟。（我想她一定是说斯塔夫罗斯·尼亚尔科斯先生。）
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我从中情局退休后，找了一份差事，在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一艘内燃机船——171英尺长的南方十字勋章号船上任经理，这艘船以前是属于澳州的阿兰·邦德先生的。1990年8月，在法国尼斯的安地布港，我的眼前突然一亮，发现卡利普索号就停泊在我们的船边。船体虽然已经有些旧了，但依然典雅美丽，令我陶醉。
巴黎留给我的记忆是十分美好的，也让我学会了该如何生活。和子也说，她能感受到巴黎美好的生活给我的生命烙下的印记。正如海明威所说，巴黎的每一天都是热闹的节日，凡是去过巴黎的人无不被她愉快的氛围所感动，并带着这份美好的心情，走遍天涯海角。
正因为我有着这样丰富的经历，所以我对儿子的教育也是很独特的。
我和妻子非常爱我的儿子彼得，我深知父母的爱很容易宠坏孩子。在这一点上我接受并发扬了我母亲的观点：爱之弥深，律之弥严。
我努力把彼得培养成一个独立、守纪、愉快、乐观的人。在他刚刚8个月还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我就开始训练他了。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我不用天天去办公室上班，可以在家里读书、看报告、打电话、招待朋友等等。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从事这份职业的好处之一。虽然和子并不赞成我从事情报工作（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使我可以看着我的幼儿一天天长大。
每当彼得碰电器插头或者挂着中国画的卷轴时，我会轻轻地拍他的手腕，说“不，不”，我相信不论婴孩懂不懂都要耐心向他解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温和的鼓励是把孩子带大的基本要求，给他无微不至的爱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会创造出奇迹。
孩子们需要长辈的爱胜过一切，而且他们时刻都需要大人向他们保证这一点。大人们有义务向他表达感情，通过语言、拥抱、亲吻来告诉孩子，我们爱他，他是安全的，孩子们永远不会厌倦我们十遍二十遍地重复这些言语举动，在这样温暖的氛围下长大成人之后，会形成自信的性格，会比较温顺和自然地表达对别人的爱，他们处事会更有信心。
功夫不负有人心，彼得长大之后，成了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我和和子从来都不用担心放在四处的危险物品、药品、火柴和刀、钱，甚至是糖果。这些东西即使他能拿到也不要紧，彼得知道什么东西可能不准他碰，比方说他想吃糖时，会先征求大人的意见。当然我们拒绝他也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时他可能不完全懂，但他会尊重我们的意见。
每当逛商店，没有征得大人的允许，彼得是不会自行去玩店里的玩具的。这和一般的进商店就爱使性子、发脾气甚至偷商店里的东西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他大一点但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自主地选择饭后的甜品。他会用小手指一下他想要的那一个。他知道，我们不会给他那些他没有指的。我们就是从这些小事上从小培养他自己做主的性格。（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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