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樱子是在6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时我还在当兵。那时候天空总是很晴，我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一个雨后的下午，我们中队和邻近的另一部队大院约了场足球赛。场地上很湿滑，充满了泥泞。场边站了很多他们大院的男兵女兵在加油助威。队友传球过来，我迎球一脚，凌空怒射——偏了。球门没射正，却正好打在一个看球女兵的身上。整洁的军装上顿时多了一个大球印子，还有些许泥巴沾在上面。我赶紧跑过去，旁边的人一片哄然大笑，没人看球了——全看我俩了。女兵脸涨得通红，狠狠地瞪了我两眼，随即跑开了，甚至连道歉的机会都没给我。
他们大院的一个司机跟我是老乡，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无意中闲聊起这件事来。我说想跟她道个歉。
没过几天，他真的把她约了过来。女兵没有再提那天的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她叫樱子。
我忽然发现她挺漂亮的。
我们开始约会了。
当时那座南方小城里可以称得上娱乐场所的只有两家上座率极低、尽是放映老掉牙片子的电影院和一个种了几棵树的公园。
我们无休止地看电影，其实看半天都不知道演了什么。穿行林荫小道坐在草地上看人家钓鱼，还记得第一次握她的手时，眼睛却左顾右盼的不自然表情；还记得躺在草地上，她用草棍儿给我掏耳朵的痒痒感觉；还记得她躺在我的臂弯里数星星的虔诚。
那时候部队的纪律已经对我失去了约束。我的撒谎能力在那个阶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终于有一天在我谎称去看病回来后，指导员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问我到底干嘛去了。
无论谁批评我，我都是一言不发。事件在队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讨论完了批判，批判完了讨论，反正是和平时期，闲着也是闲着。足足折腾了两个星期，最后还是我在大会上做了检查，接受了纪律处分才把大家从这种无聊的日子里解放出来。我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没有樱子的日子，我日渐消沉。
半年以后。
“死党”告诉我樱子要到南方一座大城市去上学了，她想再见我一面。我找到指导员平静地撒了一个圆满的谎话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她。几个月没见，樱子瘦了许多，却显得更加漂亮。她坐在我的对面，“漂亮吗？”她拿出一只发夹，把披肩的长发向后一甩，双手拢起来，盘成一个髻，把发夹别上。她的动作熟练，一气呵成。
“漂亮”。我心里难受，嘴上应付着，故做很深沉。
“我要上学了。”
“我知道。”
“给我写信吧。”
“我会的。”眼泪打着转儿，我强忍着没掉下来。“你还会像以前那样爱我吗？”
樱子的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使劲地点着头。我把她拥抱在怀里，当时感觉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像所有情人分别一样对视又对视，叮嘱又叮嘱。直到夕阳下山，才依依惜别。
樱子走了以后，我踏实下来，天天给她写信，盼回信。想象着我复员以后挣两年钱，等她毕业了我们就可以结婚。幸福的憧憬给我注入了无尽的动力。我开始拼命地练业务、干工作。中队同志们对我的脱胎换骨十分惊讶，指导员多次表扬我，一时间我又成了先进人物。
樱子写信过来，并寄来好多照片，看得出她在军校过得很惬意。热情洋溢的话语使我幸福得找不着北。
转眼到了我当兵的最后一年。吃晚饭后，我像往常一样到文书那里取信，结果令我很失望。一天、两天，连续一星期没有收到她的信。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我很郁闷。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本应该在元旦寄给我的贺年卡和一个包裹。打开信封，却发现卡片上不是她的字体。卡片的背面粘了好多血迹，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急忙拆开包裹，里面是一件没有织完的围巾。我慌了，一连给樱子拍了两封加急电报。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樱子的同宿舍的一个女孩打来的。我听到了这样的描述：樱子在元旦的前两天，去街上给我买贺年卡。刚从商店出来，一辆急驰的汽车使她倒在了血泊中……按照她的意思，这位同学给我寄了贺年卡，“那件围巾是她织给你复员以后用的，她说你们家乡冬天很冷，她还说要你好好的生活……”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复员以后，我回到家所在城市当了一名警察。伤痛没有随着时间消逝。
那天，我下班后到双安商场去等一个朋友。寒风阵阵，我下意识地把樱子给我织的半截围巾往衣领里塞了塞。商场门前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樱子穿着一身挺拔的军装，她身边的小伙子也是一身戎装，英姿飒爽。她站在我的面前，我比她更加吃惊。
樱子跟我解释说这小伙子是她父亲的战友的儿子，正是人家的帮忙，使她上了军校，父亲安排了她的婚事，她不想伤害我，故事就这样发生了，结束了。
我看得出他们很幸福。
那天的“遭遇战”远没有接电话留给我的记忆深刻。现在只记得我把那半截围巾连同我的爱情一起丢在了风里。世界真是太小了，北京太小了，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愿意保留那段爱情而不愿遇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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