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执法部门依法取缔的北京市崇文门地铁附近三角地的“人才市场”近日重又抬头。记者近日曾多次来到此地进行暗访，发现伺机寻找工作的外来无业者和招工者中又杂糅了新的群体，他们使“三角地”非法劳务添加了新的特点。一方面，伺机寻找工作的外来无业者和整治部门玩捉迷藏，来查时，他们躲；查毕人一走，黑市马上就人群拥挤，热闹起来；另一方面，热闹的招聘中，无业青年人借招聘之机寻找“性伴侣”和以“偷盗”为目的的“假招聘”浮出水面。
8月29日早晨6时许，记者乘公交车从崇文门路过，发现在交叉路口的东北角一座大型建筑物附近聚集了一大帮人。记者发现这帮聚集的人群都是在找寻工作或是来此招工的，有很大一部分人还肩扛或怀抱着自己的行李，看样子是刚刚来到北京。通过询问，记者了解到，这些带着行李的人们有很多是很早就已经来到北京了，只是因为身上的钱不多，连廉价的旅馆也住不起，一般都是在火车站候车大厅或立交桥下的角落里过夜。
9月3日上午，记者来到崇文门地铁的西北口等候朋友，时间将近12点时，交通值勤的警察和保安都陆续下班的当儿，原本秩序井然的马路辅路和人行道，忽然间就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将近百人给堵得水泄不通。记者经过仔细观察后了解到，这也是一帮前来寻求工作的外来人员，而那几位向挑商品一样漫不经心的人就是前来雇人的“老板”或“介绍人”。通过和他们攀谈，记者得知这帮外来务工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有内蒙的、安徽的、河北的、四川的、河南的……
记者在暗访中，认识了一个叫胡立的男孩，山东人，21岁。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他在“三角地”认识并结伴一起找工作的四川男孩李某，今年21岁，曾被一个开理发店的老板看中，招去给他当小工，还讲好每月800元工资。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老板给了他1200元，少给了400元，言说是给他办证件。可后来得知，老板根本就没有办什么证件，还将他200元作押金，结果他只得到1000元。一气之下，李某将抠心老板随手放在桌上的新款手机和内有2000余元现金的钱包盗走。由于是黑劳务，李某没有翻船，后来以打工为名几次盗窃成功的他胆子越来越大。他见这种手段来钱快，就经常对招工的称：“北京难混，自己经常没地方住、没饭吃，只要老板包吃、包住，不给工资也行。”老板们见他说得真切，小伙子年轻又精神，还不用开工资，就鬼迷心窍地带回了家，结果不久都是人走财空。不仅如此，李某还与许多其他来此打工的青年相勾结，一起行骗。不久前，李某曾找过胡立，让他也加入，胡立害怕出事，就没有答应。
在暗访中记者还发现，一些“寂寞”、寻求“刺激”的人也瞅准了黑劳务市场，使得一些“卖淫小姐”、“午夜牛郎”也混身求职者中间，他们一般都当面讲好价钱，工资定位不等，但时间也不长。有趣的是，记者在暗访时也曾被人误当作“午夜牛郎”，前来寻问价钱。
9月8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了这里，在有民警巡逻的辅路和人行道上已经没有了那些务工者的影子。可在不远处的地铁出口处，依然有他们的身影。但只要是民警靠近了，他们就会像“游击队”一样，马上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快如训练有素的部队，令人叹为观止。
记者还在巡警的收容车里看到了一些“三无”人员，他们也是来此找寻工作的吗？记者想就此类问题采访一下他们，但遭到了值班巡警的拒绝，所以对于这些人的具体状况，记者无从知晓。
安徽来的李某告诉记者，他原本是淮北市一家企业的电机维修工，在企业“减员增效”政策实施后，他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业游民”了。近3年来，他几乎走边了大半个中国，也曾找了不少的工作，可是由于自己法律意识的淡薄和没有形成自我保护的观念，屡次受到坏人的坑骗，虽然拼命辛苦了一年，可到头来连回家的路费几乎都讨不回来，更不用提那些血汗钱了。前些日子，他也曾到月坛公园的劳务市场寻找工作，可是那些所谓的“中介公司”在收取了一定数额的中介费以后，总是寻找各种理由推诿责任，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听说这里人比较多，也容易找活，就一路询问着来了。
老赵来自山东烟台，没有任何技术和专长的他站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的“另类”，没有人找到他的头上，而他似乎因为自卑也不愿意主动寻找雇主。看着别人手里持有标记着自己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求职标牌，他空留艳羡的份儿。他告诉记者，自己来京的时间或许已经和记者的年龄相差无几，有近20个年头了。这20年中，他的足迹遍布了整个京城：从昌平到大兴，从通县到怀柔，从延庆到海淀、朝阳、宣武、丰台等各大城区，只要是有人需要的活，他几乎都愿意干。可即便如此，面临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和日益增多的外来人员的竞争，他的生存又一次地面临了考验。他说，正规的劳务市场要交一定数目的中介费用，自己不愿意交钱才来这里的。
非法用工缘何屡禁不止，仅仅是因为怕交中介费的缘故吗？记者通过探访，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怕交中介费只是原因之一。找工作的人学历都很低，一般都在初中文化程度左右，较之正规的用人单位所要求的条件存在差距；另外，这些人中，很多都没有齐全的“五证”等手续；再次，雇主与他们不必履行一些“繁琐”手续，他们觉得直接谈更好；还有就是出于特殊的目的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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