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右起第一人)和王常岐、杨浩在他们共同战斗过的隔离区外合影。本报记者李艳欣摄
目前,有一批民警和白衣战士在一起战斗,当街头突发“非典”疫情时,他们和120急救车一起赶到。在各个定点医院里,他们成为一支必不可少的“攻坚队”。
5月23日的北京已经进入夏季,气温高达32℃,当记者见到进驻和平里医院的民警刘力时,他还穿着厚厚的冬季警服,汗水不停地滴答。刘力笑着说,他们进驻医院后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没法换夏天的衣服,不过穿着冬季警服比穿着“猴服”(防护服)的时候舒服多了。
原来作为一家普通的社区医院——和平里医院在4月10日接到上级命令,将3层病房改造成为“非典”病房开始接收患者。考虑到一家社区医院突然成为传染病医院的难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一线非典处置队的工作人员立刻与和平里医院取得了联系,同时和平里派出所派出副所长于建惠和主管民警刘力、杨浩组成了进驻医院的特别小分队。
从此,刘力等人就吃住在医院,随时注意着“非典”病房里的情况。刘力笑着告诉记者,他每天要穿上“猴服”给个别闹情绪的病人送饭,又到发热门诊处理不配合治疗的疑似病人,晚上参加护送病人转院的行动。忙起来,一天都睡不上一个囫囵觉,更提不上换衣服了。
所里领导特意送来换洗的内衣内裤,开始他以为这些衣服都是一次性的,可是后来看情形,他把要扔到垃圾箱的内衣裤又捡回来穿上了身。刘力说,本来所里准备替换他的同志都准备好了,可是他考虑到,换人意味着再一次“磨合”,会增加危险几率,就一个人挺下来了。
刘力几个民警进驻医院后,立刻查看了医院环境后制定了7个警戒点和救护车进出的路线,在医院周围拉上警戒线。民警和医院保卫处的科长王常岐对医院保安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严肃了纪律,鼓励士气。接着,几个民警预想了医院接收“非典”病人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定下了几条“锦囊妙计”。
4月24日中午,“锦囊妙计”生效了。63岁的“非典”病人容涛(化名)由于从别的医院转院而来情绪不好,他又和女儿吵翻了。因为长期住在隔离病房中,他开始胡思乱想,借口医院伙食不好,拒绝治疗。他不输液、不吃药、不吃饭,在病房里大吵大闹,声称非要回家。他几次走出病房都被医护人员苦劝回来。但是,他还是不配合治疗并扬言晚上要跳窗逃走。有的医务人员怀疑,这个老汉是不是疯了。
刘力等穿上隔离服进入了疫区中心的隔离病房,向情绪失控的容涛进行劝说,可效果不理想。病人还是扬言晚上要跳窗逃走。后来病人闹累了,倒在床上睡着了。
可是于建惠他们没法休息,他们专门准备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大布口袋。天一黑,他们便都穿上了防护服,手里拎着大口袋在病房窗户前警戒。这一夜,躁动的病人几次起来隔窗张望,看到彻夜值勤的民警终于打消了逃走的念头。第二天中午,于建惠副所长想到容涛声称伙食不好,特意给他买了一只烤鸭,容涛一顿吃掉了整只烤鸭,终于肯接受治疗了。事后,容涛的女儿说:“我爸爸的命是你们给捡回来的。”
5月1日中午时分,又一个险情在和平里医院爆发。病人何君(化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由于隔离期间见不到女友,认为女友也染病了,突然理智崩溃。何君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往病房外冲。当时3个在现场的小护士根本拦不住他,他疯狂地冲到了缓冲区,如果病人跑到清洁区则意味着医院的隔离工作全部作废。两名医生一面用身体堵住门,一面躲闪何君的抓打。闻讯赶来的于建惠副所长和刘力警官以最快的速度穿上隔离服,就冲进了隔离区,他俩大喊:“警察!”
何君一见警察进了隔离病区,一楞,马上又恢复了狂躁,他冲着警察大喊,接着又向外冲。两位警察一左一右把他拽回了病房,面对面地给他做起了思想工作。
这一说就是4个小时,何君终于被打动了,他内疚地说:“快出去吧!别传染了你们!我保证在这老老实实地呆着。”于建惠和刘力又找到何君的女友,把她的亲笔信带给何君。于建惠和院方给隔离楼安装了电话。
在记者采访刘力和杨浩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讲自己的故事,而是表扬别人。护士、保安、医院后勤人员,几乎每一个经过我们身旁的人都成为刘力他们衷心赞扬、敬佩的对象。他们说,我们是警察,工作的职责要求我们这样做。
像于建惠、刘力和杨浩这样与“非典”疫情狭路相逢的故事在东城分局一线非典处置队每天都在发生。自处置队成立至今他们成功处置各类“非典”突发事件81起,累计出动警力380余次。他们所做的就像非典处置队给辖区内的各个定点医院的联络卡片上写着那样:“把危险留给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