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5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的“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诸多方面对城市、市民是一种政策，对农村、农民是另一种政策。90年代中期以后，在整个经济波动中，农民受到双重压力：一是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农业收入大幅减少；二是在非农产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使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而这些年，农业税收却逐年增加，1993年全国农业税为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
第二，乡镇负债严重是农村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级财政可以过，县乡两级真难过。”这是分税制执行六年的实际结果。1998年，农业部对10个省区调查，乡村两级高额负债是普遍的，乡级平均负债400万元，村级平均负债20万元。现在这种财税体制把农业基础掏空了，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农民贫苦的原因还来自农村内部的压力。自80年代中期以后，仅十多年时间，乡镇干部几倍、几十倍地增加。这是农民负担屡减不下的重要原因。
我们必须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认识和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从战略上调整城乡关系，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改变目前省、地（市）、县、乡四级财权和事权不相称的状况，坚定积极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体制上根本解决农民负担重的问题。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1年第4期赵慧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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