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来找李凤云说：“你不说过去，这个钱给你。”
今年80岁的李凤云老人原籍朝鲜，现住在东宁县道河敬老院。但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她的迟暮之年，居然有这样的日本人来找她——
不久前的一个夏天，与往常一样，老人还是穿着那身浅灰色的粗布衣裤，坐在院子的花坛边看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发愣。
“老太太！老太太！”不知何时，李凤云的眼前站着两个人。她敏感地觉得，叫她的这个戴眼镜的瘦老头一定是日本人。她惊恐地站起身，大叫：“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不要怕，不要怕。”日本男人脸上强挤着笑容，用生硬的中文招呼着。见李凤云根本不理会他，他叽哩哇啦地和翻译说了一通。年轻的翻译过来对李凤云说：“他是日本人，想来看看你们‘慰安妇’幸存者的生活。”
“你给我走，我最恨你们日本人了！”李凤云不理会他们。
那个日本人赶紧从兜儿里掏出了一把花花绿绿的钱票，递给李凤云。生硬地说：“你不说过去，这个钱给你！”
李凤云愤怒至极。她对那个日本人说：“你们可把我祸害透了，谁要你们的臭钱，再给我，我就撕了它！”
那个日本人赶紧收起钱灰溜溜地走了。
这种无法忍受的新的侮辱撕开了李凤云老人表面上愈合的巨大的心灵与肉体的创伤。
她的屈辱岁月和日军在东宁修筑的军事要塞紧紧地连在一起。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宁后，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地下军事要塞。
李凤云19岁那年来到黑龙江省阿城市。当时在阿城有一些以“招工”为名专门为日军物色“慰安妇”的日本商人。那年，李凤云的母亲得了重病，欠了别人不少钱。债主天天不离门，可愁坏了母女俩。这时候，早已对亭亭玉立的李凤云垂涎三尺的“招工”们开始劝说李凤云的母亲，让他们把李凤云带进工厂里赚钱还债。
“我妈相信了小日本的话，就让我跟着他们去了。半路上，我发现不对劲，便想回家，可是已经晚了，凶狠的日本鬼子不容分说把我抓到了东宁县石门子。到那里才知道，原来是把我送进了日本人开设的‘慰安所’。
“我被关进了黑屋子里，任我怎么哭、喊，都没有人理我。一个日本官对我说：‘黄花姑娘太好了，先饿你几天，然后再享用你。’不知道过了几天，连急带饿的我昏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日本鬼子强奸了。当时我就想死，可日本兵看得严严的，连死的机会都不给我。”
据老人讲述，日军“每个部队轮流放假，放假的日本兵集体到‘慰安所’来，每天从早晨到晚上，先是小兵，然后是小官，晚上来大官”。老人抽泣着说：“小鬼子和野兽没有区别！他们根本就不是人，骑在我的身上，拼命地发泄，还要我对他们笑。开始时，我的下身流了许多血，钻心般疼。后来，就一点知觉都没有了。
“他们简直就是畜牲，只顾自己快活，哪里管我的死活。有的小鬼子喝醉了酒，发泄完后，就呕吐到我的身体上。还不许我反抗。”
据李凤云回忆，有一个叫“给些姑”的，被日本鬼子糟蹋后，有了孩子。生产那天，老板就是不给找大夫，那个妇女哭喊了一天，最后因为难产死了。还有一个叫“吗有咪”的，因为连续接待日本兵，累出了病，没人给药吃，最后也死了。
“我们每天至少接待15个兵，否则连高粱米和大葱蘸盐面都不给吃。实在饿急了，就去偷一点青萝卜吃……
“我也想过逃跑，但不敢。因为每一次逃跑被抓回来的妇女除了挨打受饿外，还被当众羞辱。不老实的当场就被扔进狼狗圈喂狗。”
苏联红军进攻东宁时，日本兵只顾自己逃命，把李凤云和众多的“慰安妇”扔在了炮火横飞的大山里，许多妇女都没了性命。李凤云和一些姐妹跑到了山下的大肚川镇，在那里隐居下来。因为自己的过去，李凤云一直到24岁了都不敢奢望能找个好人家过日子。
李凤云居住的对门是一个饭店。饭店里的厨师李跃星，人长得精神，又机灵。在平时的来往中，李跃星见李凤云既没有家又没有亲人，便经常照顾她。时间长了，便有人给他俩提媒。1945年底，李凤云和李跃星结了婚。李跃星开始时对她挺好，后来不知谁告诉他，李凤云“在日本人的窑子（慰安所）里呆过”，便开始看不起她。李凤云总觉得自己的“底”不好，也不敢吭气。每天在生产队干完活后，得赶紧回家做饭、洗衣。所有的这一切，也难换得老伴的一个笑脸和一句体贴的话语。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他俩都被接进了敬老院。
1998年阴历六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雨夜，老伴喝了酒，开始一遍遍地打她，要她马上走。李凤云实在禁不住了，就跪在地上哀求说：“不是我愿意的，都是日本鬼子逼的，这么多年了，你打我我能忍着，你就别撵我了，我没处去呀！”老伴气呼呼地说：“那你去找小鬼子说理去吧！我是不能和你过了。”说完就出了门。一连二十几天没回家。阴历七月初五那天，人们在后山的河沿发现了他的尸体。
李凤云泣不成声：“挨千刀的小鬼子，害得我好惨呀，我恨不得拿刀杀了他们！”
金淑兰的老伴拿着板斧：“你要说出去我就砍了你！”
这些老人一直不愿意向世人提起过去所受的屈辱，因为这要承受别人意想不到的痛苦。
金淑兰是最近才站出来澄清日本右翼势力的荒谬说法的。此前，外人不知道她也是“慰安妇”的幸存者。这是由于丈夫老高不允许她说，怕给家人丢脸。一直到有关部门找到了金淑兰，希望她澄清事实，老人才答应下来。
金淑兰说，自从自己的过去公布于众后，家里也变得不安宁了。经常有记者、游客上门询问老人是怎样做“慰安妇”的。老高本来对老伴说出过去就不满，加上上述原因，他脾气越来越大。特别是见到有日本人来问这问那，他更不高兴。承受能力达到了极点，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斧子磨得锃亮，拿着它坐在院子里，声称：如果来访者谁要说出“慰安妇”三字，他就要拿斧子劈谁。
找到金淑兰老人时，我们先做通了她老伴老高的工作。
金淑兰15岁被卖到了一个日本人开的旅店里，五六个月后，她又被狠毒的老板卖到了东宁县一个日本宪兵队开设的“慰安所”里。
在那里，金淑兰亲眼看到，凡是长得不漂亮的“慰安妇”在接过客后，还要遭受那些日本人的拳打脚踢，很多人被活活打死，有病了也没人理会。等到病得不能接客了，就被拖出去，从此再也没了音信。
因为金淑兰长得漂亮，所以她没怎么挨打，但却经历了另一种非人的折磨：几乎每个日本兵都让她接待。老人愤怒地说：“那些畜牲，太糟蹋人了，最多的时候，每天让我接待40个小鬼子，40个呀！”
“每次都是等到我休克了，他们才停下来。等我醒了，他们接着在我身上发泄。现在我的大胯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只能靠双拐走路，这就是畜牲们造的孽呀！
“心里再苦也不能哭，每接待完一个，老板都要求我往自己的脸上抹点胭粉，对下一个日本兵笑脸相迎。不然，日本兵就往我鼻子里灌辣椒水。”
“你们当中有被折磨死的吗？”记者问道。
“太多了！我旁边的那家‘慰安所’里，一天拖出三个妇女的尸体。还有一个不满15岁的小姑娘，还没发育成熟，根本不能做那种事情，被日本兵轮奸后，大出血死了。”
去年夏天，有一个日本女人找到了金淑兰，想了解“慰安妇”的情况。她的父亲大泽雄是一个侵略过中国的战犯，她不相信父亲会做出那些丑恶的事情。金淑兰给她看了自己的身体上的疤痕后，那个日本女人惊愕了。她说：“代表我的父亲向你道歉！”金淑兰郑重地告诉她：“这事儿和你无关，你也代表不了你那罪恶的父亲，让你的父亲来中国给我们磕头认罪！”
一位日方考察人员问池桂花：“听说你们每接待完一个日本兵都会得到金钱补偿，是吗？” 今年79岁的池桂花是个刚强的人，原籍韩国釜山。池桂花的一儿一女都已结婚，都十分反感我们对他们母亲的采访。但池桂花还是十分爽快地回答了记者和专家的提问。
“您是怎么到东宁来的？”
“日本鬼子连骗带抓，把我弄到了‘慰安所’里！”叹了一口气，老人道出了埋藏在心中的愤怒。
被抓到东宁前，池桂花正读初中二年级。正是因为有文化，当她被关进“慰安所”后，也是反抗最强烈的一个。她经常向姐妹们宣传自由的思想，痛斥日军的兽行。
尽管一次次被强暴，可池桂花始终认为自己的心灵是干净的。所以她不服，挨的打也比别人多。现在，老人的一只耳朵已经完全聋了，就是那时日军毒打的“杰作”。
老人坚强地说：“在我眼里，日本鬼子都不是人，无论他们怎么糟蹋我、打我，我在那些禽兽面前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在那些灭绝人性的畜牲面前，我的头始终是高昂的。他们可以强暴我的肉体，但他们征服不了我的精神。”
一位日方考察人员通过翻译问道：“听说，你们每接待完一个日本兵，都会得到一些金钱补偿是吗？”
“他们在说谎！你有母亲吗，你有妻子吗，你有女儿吗？去问问她们，给她们多少钱，她们愿意每天被二十多个男人糟蹋？！”
平息了一下情绪，池桂花接着说：“我们过去是困难，但作为女人，我们更看重自己的贞洁和尊严。如果你相信他们的话，现在就请你出去，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有记者谨慎地问道：“池大妈，你想得到日本政府的金钱赔偿吗？”
池桂花的情绪再一次激动起来：“现在日本鬼子是有钱了，但我不要他们的臭钱。多少钱能换回我的尊严，多少钱能买去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日本一定要公开道歉，要把这段历史清清楚楚地写进他们的书本里，让他们的母亲和女儿看看他们的男人当年的丑恶行径。”
李光子开口了：“我要向日本政府讨还血债！”1942年夏，当16岁的李光子走出东宁火车站时，她被吓坏了。围在出站口的日本兵，色迷迷地看着她，嘴里还不停地说笑着。还没等她返过神来，一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兵一把把瘦小的李光子拽上了汽车，把她拉到了石门子“慰安所”。
“慰安所”里的老板见李光子死活不肯接客，就命令几个日本兵狠狠地打了她一顿，又饿她一天。第10天，两个日本兵用刀架在李光子的脖子上，强奸了她。
解放以后，李光子隐瞒过去的痛苦经历，嫁给了当地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儿孙。以前，她从来不敢提及过去的经历。儿孙们也不让她站出来讲过去的屈辱历史。东宁要塞的调查人员几次去李光子家调查取证，都被她的儿孙们严词拒绝。原因是：不愿意再次揭开老人过去痛苦的伤疤；也不想给后代们留下不好的影响。
当听说目前又有一些日本人歪曲“慰安妇”这段历史时，子女们愤怒了，他们决定支持老人站出来澄清事实。李光子说，如果她作为见证人不站出来做证，像她一样的“慰安妇”们就无法向日本讨回公道。75岁的李光子开口了，她说：“我要向日本政府讨还血债！”
这些当年的慰安妇，她们身心所受的伤害是难以愈合的。每一次讲述都无疑是往伤口上撒盐。八旬的高龄使她们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的已经不能长时间说话。她们的亲属对采访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一次次揭开老人的伤疤，一次次向老人传达日本歪曲历史的事实，都在敲击着老人伤痛的心。
一直给日本人做翻译工作的郭俊对记者说：“在工作中我能明显感觉到，日本一些极右势力歪曲历史的做法对日本青年的影响。如果他们总是用这种不诚实、不正确的历史观去教育年轻一代，只能使日本青年人对历史的误解越来越深”。
中国人民是宽容的，但绝不容忍日本一些人的厚颜无耻。
（《今晚报》2001.5.1崔峰鹿永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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