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家住重庆的杨玲与小学教师税文金恋爱两年后结婚。杨玲说他们的感情很好。她下班，他总是去接她；她撒娇，他也总是哄着她。婚后不久，替人打工多年的杨玲终于开了一家小服饰店，进进出出的钱都交给税文金帮她存起来。
2000年3月11日，杨玲交给税文金2000元，之后，他们为存钱的事发生口角。当晚，他们在家中再次发生争吵、抓扯。税文金将杨玲拖入厨房内，抓起一把菜刀，朝杨玲双手腕处猛砍，致杨的右手腕被砍断，左手腕部与手臂仅掌侧少量皮肤相连。事发后，税文金主动报案，并将杨送医院抢救。法医鉴定，杨玲的损伤属重伤。
断手事件发生后，在重庆市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要求严惩凶手。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有些媒体还在读者中开展了讨论。
3月13日，重庆市妇联副主席余桂芳等人到医院看望杨玲。余桂芳说，“这是一起严重、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其残暴程度实属罕见。它已由单纯的家庭纠纷上升到刑事案件，我们希望有关部门从严从重惩治凶手。”
一片声讨中，28岁的受害人杨玲却出人意料地对税文金表示了谅解。出院后不久，杨玲及家人多次找到重庆市妇联、检察院、法院，要求对税文金免于处罚。杨玲说：“他平时对我很好，我也有错……”
杨玲的理由有三个：“自己已经残疾了，生活不能自理；平时与税文金的关系很好，税不想杀她，而且他也忏悔了，表示对她要加倍偿还；丈夫入狱，自己将来怎么办？”
2000年6月16日，法院判处税文金有期徒刑11年。据悉，检察院在公诉时考虑到“被害人的态度以及被害人与被告之间的特殊关系”。法院判决也显示，“被害人对被告人表示谅解，故可对税文金从轻处罚。”
从前，杨玲是一个对生活有很多想法的女子，能干而且好胜。可是现在，杨玲对未来的设计都仿佛被一阵风吹走了。有时候她上街走走，但大多数时候，她留在家里看电视和书，睡觉，或者发呆。杨玲唯一想要的是“税文金回来”。
居委会主任为她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金”，是重庆市的最高标准——每月169元。大家提出让她找一个工作，比如在收发室叫人听听电话，或者重新把服饰店开起来，但被她一一否定。
杨玲的表情悲伤而困惑，“不是钱的问题，我心里苦。我不想靠‘低保’过一辈子。他现在是我的负担，他的肾不好，肺也不好，原本身体就不好，每个月我都要去给他送药，送零花钱。他在里面也觉得拖累了我，不想活下去了。可我怎么办？就算他出来，都40多岁了，到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有病，都老了，怎么办？如果他现在能回来，可以照顾我的生活，有工资可以养活我们两个。”
此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思考。检察院张琦说，触犯了法律一定要绳之以法，但这个案子又是很特殊的情况。不能不处理，也不能绝对地严格依法办事从重处罚。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上，情和法是冲突的，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法要让位给情。
重庆市妇联陈明英说，这个案子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那几天，维权部的电话响个不停，有的妇女在电话里说，如果不严惩凶手，她们就要上街游行了。
妇女问题专家翟雁说，在家庭暴力中被害的一方没有过错。但是受害者尤其是女性，一旦看到丈夫受到了惩罚，往往会产生强烈的自责。这来源于很多传统观念上的东西。杨玲现在自责，就想救她丈夫出来，就会找各种理由说她离不开丈夫。
法官温毅斌说，杨玲面对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而她如果与服刑中的丈夫离婚，再婚的可能性因残疾变得很小。当她证实丈夫愿意为自己的罪行悔过、赎罪后，她便原谅了他，她想要挽回自己的家，有家她才有依靠，所以她要“丈夫回家”。此案的判决显示了法律打击家庭暴力的权威，但效果如何呢？惨案发生后，法律的作用反而使杨玲感到进一步陷入困境。
（《中国妇女·法律帮助》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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