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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利和王亚萍共同揣摩美术教学 |
“山高路陡道难走，常年只听大风吼；日常吃水贵如油，男人不洗脸，女人难洗头；地种莜麦和土豆，丰年粮食也不够。”这是地处河北涞源境内太行山脉韭菜山上的桃木疙瘩村的写照。
然而，这个村的出名并非因其穷困，而是因为它是中国“希望工程”的发祥地，这里的小学校长张胜利就是“希望工程”资助的第一人。初春时节，记者专赴桃木疙瘩村，意外地听到了张胜利妻子王亚萍的心声……
坦白地讲，知道张胜利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河北还有个涞源县，更不知道什么韭菜山和桃木疙瘩。1999年3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放了对张胜利的采访报道。那充满画面的穷困破败让我瞬间十分切近地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我被张胜利的精神感动了，当晚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帮助他的愿望。
信刚刚发出去，我却又突然懊悔起来。冷静下来后，我对张胜利由上海重返大山的举动有些疑惑：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当今社会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吗？我担心自己的真诚被人利用。
我坐不住了，把服装店的钥匙交给母亲，揣了500元钱，说我要去姥姥家呆几天，就从家乡河北雄县坐汽车到了保定，又转车直奔涞源县。一路上，我始终在想，如果电视上的报道是真的，我就给张胜利留些钱，而且以后还要继续资助他的工作；如果是假的，我就立马返回雄县，并向人们披露事情的真相。
到东团堡时，已是晚上6点。我只好住进当地的小旅店。第二天早上，我一打听，上山雇车15公里的路竟要70元钱。人们还纷纷说路上的山林里有狼和野猪，单身女孩是绝对不能独自步行上山的。我确实有些害怕。再一问，让人抄小路上山捎个信也要30元。我气得几乎背过气去，直想返身往回走。转念一想，既然来了，怎么也得看个究竟，就算洪洞县里无好人，也得看看张胜利是何等货色。我掏出30元请人捎信让张胜利下山接我。我不能白来，至少得让张胜利遭一次罪。
张胜利是开着农用机动三轮车从山上下来的，他浑身裹在鼓鼓囊囊的皮袄和皮帽子中，只露出戴着眼镜的瘦削的脸，显得很滑稽。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把皮袄脱下来甩给我说，“上车吧！”就径直上了驾驶座。
出了东团堡就是崎岖的山路，张胜利的车无座无顶，我死死抓住铁栏杆，身子在左摇右晃中像要被撕裂一样，五脏六腑随时都有脱离身体的可能。车越爬越高，我不敢往两边看，更不敢向后看，面对嶙峋的巨石、呼啸的山风、峭立的悬崖，我总觉得车随时都会翻过去，时时沉浸在一种恐惧之中。这时，我才理解了在东团堡雇车上山为什么要70元钱。
上山的路上，张胜利一直不说话，我想他是不敢说话。他的身子在山风的抽打下愈发显得单薄，我甚至担心随时会被吹走或折断。这时，我已经为自己当初对他的怀疑感到羞愧，在上海读过书，到美国亚特兰大代表中国青年传递过奥运火炬，挣脱这样的绚烂回到条件如此恶劣的桃木疙瘩，他需要拿出多大的勇气啊。
就这样颠簸了两个多小时，车终于在飘着红旗的桃木疙瘩小学校园里停下时，我已经完全瘫了，浑身只感到僵硬、麻木，手脚都不属于我了，不能做任何动作。张胜利几乎是连拖带抱地将我弄下了车。
张胜利介绍说，教学设备都是社会各界捐助的，18名学生来自周围的8个自然村。
我掏出了300元钱，让张胜利给孩子们买些学习用品，他客气了一下就接受了。但当我提出要在桃木疙瘩做一名志愿教师时，张胜利吃了一惊，连声说不行不行。他给我念了一段关于桃木疙瘩的顺口溜：山高路陡道难走，常年只听大风吼；日常吃水贵如油，男人不洗脸，女人难洗头；地种莜麦和土豆，丰年粮食也不够。末了他颇有意味地说：“这里根本就不是女人生活的地方，桃木疙瘩已经没有40岁以下的女人了。”
我问张胜利，你能坚持，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张胜利又说他不可能给我任何报酬，我笑了，“如果我图钱的话，就不如留在老家卖服装了。我只是要做一名志愿教师，和你一起教孩子们学些东西。”
张胜利拗不过我，只好同意我留下来，并提醒我随时可以走。
桃木疙瘩小学共有4间房子，两间用作教室，其余两间是套间，堂屋中间隔开，里边是张胜利的宿舍，外边是他的办公室，剩下一间是张志老师一家的宿舍兼办公室。我一来，张志老师只好和爱人分居，与张胜利挤在一起，我和张志老师的爱人睡在了一盘大炕上。
张志老师的爱人姓胡，我叫她胡姐。胡姐给我讲起了张胜利的一些事情。讲他小时候捡树棵子上的羊毛卖钱给父亲治病，讲他爹死娘嫁人失学后如何给有关领导写求助信，讲他从上海回来后如何一个村一个村地动员失学的孩子到桃木疙瘩就读，使学校的学生由当初的5名增加到现在的18名，讲他每周开车下山为学校师生买米买面买油买菜的辛苦……听着这些故事，我不禁为张胜利的行为潸然泪下，心中油然而生一种对他的敬慕。
3月14日，星期六，学生们都回家了，张志老师和胡姐也到山下串亲戚去了。一大早，张胜利说要到3公里外的南石盆村去看两个失学的孩子，问我敢不敢一个人留在学校。我说我要和他一起去，他疑惑的目光让我心里有些不高兴。路上我才理解了张胜利的疑惑，那种山路根本就不是我这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孩子能走的，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地找一个平稳的落脚点，就这样还时不时地打趔趄。每到这时，张胜利的手总能及时伸过来。我问他为什么放弃上海一家企业的挽留回到山里。我以为他会说一些诸如山里需要之类的豪言壮语，他却抬起脚：“你看我的脚，走这山路20多年了从没有摔过跤，在上海学滑冰却总是摔得鼻青脸肿，而且最终也没学会。”我说他是迷信命运，他说不是，是顺应自然和良心，只有在大山里，才能做到心地坦然。
一路上的谈话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特别是到南石盆村后，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有病，表示实在无力承担孩子的学习费用，即使桃木疙瘩学校免学费和生活费也供不起，因为家里连买一个书包的钱都没有。张胜利当即表示只要把孩子交给他就行，整个小学期间不用家长负担任何费用。孩子的父母当时就跪在了张胜利面前。我被眼前这活生生的一幕感动了，我知道，我遇到了天底下最好的一个男人。
一天在与胡姐闲聊中，我不经意透露出此次到桃木疙瘩是瞒着父母的。胡姐着急了，当即把这一重要情况汇报给了张胜利。张胜利一听更急，说我简直是胡闹，勒令我马上下山回家，他的表情严肃冷峻得吓人。我只好又坐上了三轮车。车几乎直立着在山间颠簸，我的心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桃木疙瘩、雄县，倘若两地都有一桩婚姻等待我的话，一边将是辛苦奉献，一边将是富足安逸，我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短短一周的接触，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离不开张胜利，而是自己不想离开他，他需要人帮助，尤其需要一个女人照顾。车离东团堡越来越近，我知道自己该是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车在班车前停下后，张胜利把我从三轮车上扶下来，又把包递给我，说：“上车吧，回去后要向家人好好解释。”我嗯了一声，旋即又低声说：“我要你送我回去。”张胜利吃了一惊，半是安慰半是解释地说：“不用担心，都是山里人，安全得很。”我执意让他送，他只好给山上的呼机留了个信息，陪我上了车。
车在山间蜿蜒下行，张胜利似乎有些累，不再说话，坐在那儿微闭着眼睛。我偷眼看着他，瘦削的面孔，高挺的鼻梁，无不显示出一个男人的伟岸，我忽然有一种冲动，趴在他的耳边说：“胜利，你知道吗？我是要带你去见你的岳父岳母的。”张胜利睁开了眼，却很平静地说：“从你让我送你回家时，我就知道了。”他的这种平静出乎我的意料，觉得身为一个女孩，自尊受到了伤害，眼泪竟掉了下来。他这才有些慌，急忙给我解释。
原来，还在上海读书时，就有一个同班的温州女孩向他表达过爱意，条件是他要留在温州工作，他拒绝了。他回到桃木疙瘩半年后，又有一个辽宁女孩不远千里赶到桃木疙瘩，要与他共结连理，那个卫校毕业的女孩还准备在桃木疙瘩开一个小诊所。张胜利也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女孩。但就在1998年春节他去辽宁时，女孩父母冷漠的态度让他非常尴尬与失望。他带着痛苦返回桃木疙瘩后，女孩随后又跟了来，说父母已做出让步，只要他离开桃木疙瘩到辽宁，工作及结婚事宜一应由父母安排。那一刻，张胜利便知道自己在桃木疙瘩再也收获不到爱情了。他也不再奢望得到爱情了。
张胜利说：“亚萍，你是一个好女孩，说我不爱你是违心的，但说我爱你却是不现实的。你记着我或忘了我，我都不会在意。我只想把你平平安安送回去。”
张胜利的叙述让我再一次泪眼朦胧，我禁不住抓住他的手说：“胜利，你放心吧，也许我不是最后一个上山来的女孩，但我会成为第一个留在山上陪你一起经受风雨的女孩。我知道你担心我父母的态度，但我相信我的父母会同意我的选择的。”
嘴上这么说，其实我心里真有些忐忑不安。毕竟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而且桃木疙瘩的艰苦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父母能舍得我吗？车到雄县后，我带着歉意先把张胜利安顿在了旅馆里，我不想目睹他受父母指责时的难堪。
家里已经炸了锅。父亲胡子拉碴的，明显又黑又瘦，眼里满是血丝，母亲两眼红肿，头发乱蓬蓬的。一见我，母亲先哭着扑了上来，“闺女呀，你死到哪里去了？”父亲使劲闭着眼，手里的烟哆嗦着怎么也送不到嘴里。母亲说服装店需要进货，托人到姥姥家叫我回来，才知道我根本没去，便撒开人马四处找，都已经准备登报上电视了。
我急忙安慰父母说我挺好的，没出什么事。接着把我去桃木疙瘩的事说了出来，还把张胜利极力赞美了一番。事后，我小心翼翼地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爱上了张胜利，我要嫁给他。
母亲听了我的话吃了一惊，愣愣地把目光投向了父亲。父亲拼命地吸烟，脸色特别凝重。一时间，家里的空气像凝滞了似的。终于，父亲开了口，“亚萍，涞源我去过，比咱这儿苦得很，你能受得了吗？”我赶紧点了点头。父亲又说，“但我和你母亲必须见一下张胜利。”我说他已经来了，就在旅馆里住着。父亲着急了，“快叫到这里来，即使做不成女婿也是咱们家的客人啊，怎么能让人家在外边住呢？”
父亲对朴实坦诚的张胜利很满意，聊了一阵后看着母亲说：“孩子的路要孩子自己走，既然孩子认为这样能得到幸福，那就让她去好好做自己喜欢的事吧。”母亲不说话，只是拉着我的手默默地流泪。
后来，父亲又到桃木疙瘩专程“考察”了一番。刚到山上，他就掉泪了，抓着我的手说：“孩子，你要受苦了。”旋即又说，“如此恶劣的环境，胜利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选择这样的人为终身伴侣，值得！”
我们把婚礼定在了1999年3月23日。
结婚那天，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来了，桃木疙瘩的10户人家都摆起了酒宴，比过年还热闹。
婚后，我在桃木疙瘩小学仍是一名不拿工资的志愿教师，还为孩子们上音乐和美术课，和胡姐一起为全校师生洗衣做饭，南石盆村的两个孩子也成了我和张胜利共同的资助对象。张胜利工作十分投入，在张志老师的支持下，桃木疙瘩小学的教学成绩1999年度名列东团堡乡10所小学的第一名，2000年度又是第一。
转眼间，我们结婚快两年了。两年中，张胜利脸上总是漾着幸福的笑容。记者来访，他总是说，爱情的希望已成现实，桃木疙瘩的希望在一步步延伸，爱情在，事业有，他的人生会越来越辉煌。
（《人间方圆》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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