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我所到之处都会被人认出来，人们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称赞我也责怪我，特别是一些女同志善意地劝我后半生一定得好好地对待家人。
一次，一位出租车司机边开车边跟我聊，他说他们全家看了好几遍电视片。“你那股子拼命学习的劲头太感动人了，我老婆可为你流了不少泪。我们这辈子算完了，得让儿子学习你的刻苦劲儿，好好读书，将来成块材料。老李，你应该写本书，讲讲你那不平凡的经历。”
劝我写书的人很多，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十分犹豫。我常想，我李仲生只取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受到国家和人民这么大的关注，这叫我怎么来报答呢？如果自己前半生的奋斗故事，还能够对今天的年轻人，对渴望子女成材的家长们有点帮助的话，那我应该把它们讲出来，也算是我对祖国亲人的一点点报答吧！
2000年10月1日，我结束了在日本长达14年的留学生活，从东京回国。机票四个月前就预订好了，一拿到博士学位，我就开始准备回国。
在日本最后的日子里，妻子李婧流着泪劝我，哪怕再在日本多呆一年，挣些钱回去也不晚。因我曾卷入KKC诈骗事件，家里至今负债累累。说来人们也许会不相信，我一个在日本14年的学经济的博士，竟身无分文。但我还是坚决地要走。妻子很无奈，她了解我的脾气：一条道走到底，九头牛也拉不回。
临行前的9月30日晚上，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导演之一张焕琦采访我：“国内很多电视观众关心比较多的问题是，十几年来你耗尽青春，倾家荡产，家庭也差点崩溃，如今只拿着一纸文凭回国，你觉得值得吗？”
我说：“值。14年前，我带着两个梦想来到日本，一个梦想是拼命学习，攻下博士学位。另一个梦想就是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现在我放弃在日本每月几万元的薪水，回去拿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就是为了实现第二个梦想。”
张焕琦说“：有人认为你这样死啃书本，一根筋，有点傻。”
我说：“认准一条道，九头牛也拉不回，才能干成一点事情。鲁迅先生曾对集美学校学生说，世上聪明人不一定行，倒是老老实实的傻子能干成点事。”
第二天在成田机场，当我向送行的朋友们挥手告别走进候机室的时候，妻子李婧突然放声大哭。她为了攒钱供女儿将来上大学，只能孤苦地留在日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强忍着打手势叫她回去。
走出北京国际机场，迎接我的是献花、问候，我陷入祖国亲人爱的暖流中，心里热乎乎的。在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了电视片的导演张丽玲。一位记者问：“你回国后有什么打算？”我说：“过了国庆节，就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报到，开始工作。我要像对待我的学业那样对待我即将从事的教育事业。”张丽玲一边给我摄像，一边问：“你为什么选择国庆节这一天回国？”我说：“我想和祖国一样，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没有播出的故事》李仲生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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