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小板凳是我的课桌、画桌、棋盘、捏泥的案板、画墙的垫脚、卖“货”的柜台、“娶媳妇”的花轿、“当官儿”的大马、寒冬的雪橇。它是我童年无言的伙伴。
我参军了。队列、拉练，背包上拴着小板凳。我上美院了，出门写生，总要带着小板凳。除四害，上房顶坐着小板凳，摇着白布条子赶麻雀。挖地八尺捉老鼠，坐着小板凳接洞里的同学递出来的泥。
“文革”时，我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跪在碗碴子上，让过往的工人、干部往我们脸上吐黏痰、擤鼻涕。然后，拖着两条跪僵了的腿回宿舍，脸上的黏痰鼻涕来不及洗，先找个小板凳坐坐。
去文工团挨批斗，被押着出来进去，我发现总有一个可爱的女孩跟屁虫似的跟着我。我戴着手铐，蹲在地上，那女孩悄悄塞给我一个小板凳。
在监狱里，所长给了我一个特殊的“待遇”——一个小板凳，让我在监狱的大院里随处晒晒太阳。这一“待遇”不知招来多少羡慕的目光。
1972年底，我回到工厂，已被折腾得半残废的我又在画墙报时摔成粉碎性骨折，拄起了双拐。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做着与板凳有关的工作：贴花、上釉、喷花、搞实验。
小小板凳让我知道人至绝境时有一丝希望；在向上登攀时差一板凳也不行；在无依无靠的日子里，它给你垫垫脚也使你七尺汉子不至倒地。高档沙发又怎样呢？在沙漠中，若不是那一滴水，远处即便有涌泉，也是枉然。
一阵雷声把我从遐想中惊醒，我把那个小板凳从倾盆大雨中拎回茅屋，擦干了，供神一样放在高处。
（《北京日报》2001.5.18韩美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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