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3日的早晨，我提前赶到城西大学考场，参加经济学系经济学科的考试。上午考日语和论文。日语考试顺利。论文的考试是在一个钟头之内，阅读一篇千字文并写出八百字的读后感。经过思考，我写了七百九十九字。我感到满意。
下午口试。一位老师叫我的名字，我赶紧答应。轻轻推开考场的房门，向三位考官鞠躬。抬头扫了一眼，左边坐着一位身材矮小，头发斑白的老人。中间那位身材魁梧，五十岁上下年纪，头发微卷。而右边那位，眉清目秀，比较年轻。坐在中间的那位考官首先发问：“日本私立大学学费昂贵，入学金、学费、设备费以及其他杂费加在一起每年需要
一百万日元。如果你考上的话，学费怎么支付呢？”我本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撒谎。为了上大学，我不得不编一番谎言，来应付考官。
我说：“我的父亲李泽霖结交了许多日本友人，包括现在的经济保证人大竹幸一先生。大竹先生每月资助我五万日元，香港的姑父、星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毅生每月资助我三万日元。这样就可解决我的学费问题。至于生活费、住宿费以及其他零杂费用，我用打零工来解决。所以经费没问题，请老师放心。”他信以为真地点点头。实际上我根本没有任何资助，出于不得已，才撒了谎。
过了一会儿，左边的考官直截了当地提问：“你为什么选择经济学科？”我说：“广义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如果说美国在理论经济学研究方面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代表的话，那么，日本的实用经济学堪称全球第一。1987年，日本已占世界总产值的12.6％，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中国，在理论经济学和实用经济学两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我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
事后我才知道，坐在中间的主考官是城西大学
经济学系主任中村敏昭教授。他后来是我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指导老师，始终和我保持亲密的师生关系。而左边那位考官是城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石南国博士，已经去世的日本“人口学之父”南亮三郎的第一高足，后来任日本人口学会会长。我很幸运，他还是我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指导老师、硕士研究生的指导教授。在我通往学者的路上，他可以说是一个起决定性影响的人物。
考试结束后，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走出考场，到校园内有公共电话的地方，急忙向妻子李婧报告了考试的情况。李婧问：“考试成绩怎么样？”我自信地说：“无论是笔试或口试，都比较理想，我有90％的把握。”李婧反问：“你这么自信？”我回答说：“凭我当房管员时与各种人打交道时察言观色的经验，可以说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这从主考官的问话和神情上可看出来。”
果然，半个月后，我如愿地接到了城西大学的录取通知。
（《没有播出的故事》李仲生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连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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