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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江涛自小父母离异，父亲为了将他抚养成人，终身未再娶，全力支持儿子的演唱事业。1999年江涛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直播的前几天，父亲去世了……
1967年，我出生在山东青岛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纺织工人。我自小听到的是父母的争吵声，8岁那年，父母离异了。此后，我和父亲相依为命，我变得内向、沉默、脆弱，父亲很内疚不能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只有对我倾注全部的父爱。
父亲离婚后没有房子，我和他就住在那间8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室外面是煤，还有好多废铁车皮，父亲在门前搭个炉子生火做饭，我们每天就在这个破炉子上打发一日三餐。父亲在车站担任货运部主任，工作很忙，经常把饭做好后，让我先吃，自己匆匆忙忙去清点货物，常常忙到深夜。回家后，他还得洗碗洗衣、打扫卫生、辅导我的功课，记不清有多少次，当满身疲倦的父亲检查我的作业时，累得歪在椅子上睡着了。
1978年5月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房子里坐着一个端庄和善的女人。父亲高兴地对我说：“胜利（我的小名），快叫阿姨。”那女人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以后阿姨会好好照顾你。”当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愤怒地甩开她的手，然后瞪了他们两人一眼，飞快地跑出门。我一口气跑了两里地，坐在铁道边，泪流满面。傍晚时分，父亲找到我，我双手紧紧搂着父亲的脖子，哭着说：“爸，我不要后妈。”父亲抱紧我，眼泪像水一样流在我身上说：“爸听你的。”
我从小喜欢唱歌，小学三年级时就成为市少年合唱团成员，多次担任领唱。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到合唱团排练。星期六、星期天常常有演出。合唱团离家有十几里路，父亲每天骑着破自行车送我去排练，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父亲工作任务很繁重，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每次都是心急火燎地将我送到后，来不及擦擦汗，又匆匆忙忙地往回赶。我记得有一天，父亲骑车拐弯时，被一辆三轮车刮倒在地，父亲连忙抱起我，问我伤着没有。我摇摇头，父亲说，你没伤着就好，可我看见父亲裤腿被鲜血染红了……父亲的工资不高，还要赡养安徽老家的爷爷奶奶，为了我唱歌和学习，他病了从来舍不得吃药。
1984年，在我高中毕业的前夕，父亲对我说：你对音乐很感兴趣，就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发展。经过一番比较后，我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和山东音乐学院，结果均名落孙山。我很灰心，闷闷不乐，父亲安慰我：“你还年轻，机会有的是，不要丧失自信。”第二年，广东电视台招考，在父亲的鼓励下，我满怀信心去报考。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父亲比我还着急，每天打电话询问结果，直到有一天，他下班回家，一副郁闷的样子，我知道希望又变成了失望，他不忍心将这个结果告诉我。我主动说：“爸爸，没有录取不要紧，你不是说我还年轻吗？”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都怪我无能无钱，不能为你的前途帮忙，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去努力。”为了宽慰父亲，这年年底，中央电视台招考播音员，我又报名参加。在一千多名应试者中，最后剩下我和青岛电视台的王宁“决斗”，最终王宁淘汰了我。
获知消息的那晚，我和父亲谁也没有说话，连晚饭都无心吃。父亲整晚辗转难眠地叹着气。到了凌晨，他叫醒我说：“看来你走音乐这条路的愿望难以实现，你还是去当兵吧，我最看重军人。”父亲的一番话打动了我，他带着我去报名，但最后被刷了下来。我无法形容父亲那伤心的样子。那段日子，他仿佛一下苍老了许多，整日沉默寡言，一个劲自责对不起我。我的心情十分郁闷，想到自己缥缈的前途常常落泪。父亲怕我憋着出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提前6年办理退休手续，让我顶替他当了一名铁路工人。
我被分在货运站列车编组，工作简单而枯燥。业余时间，我全身心投入到音乐之中，不是听磁带，就是边弹吉他边唱歌，那才是我的理想我的梦。每当这时，父亲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我面前痴痴地听着我唱歌和弹琴，好像那是他人生最美妙的音乐。1987年，我写了一首歌《小站的回忆》，参加铁道部主办的“建设者之歌”文艺汇演，获创作一等奖。1989年，我又获“建设者之歌”文艺汇演演唱一等奖。此后，我应邀频繁地参加各种演出，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单位领导有意见，几次要开除我。父亲哀求领导说：“看在我是个老铁路的面子上，给我儿子开开绿灯吧。他没有来上班，他的活我替他干，我们父子俩不要分文工资，只求保留他的工作籍。”单位领导不同意，可怜的父亲“咚”地一下跪在地上，老泪纵横：“儿子是我的命根子，他的工作没有了，我难受啊！他只是年轻，太爱音乐，你们就原谅他吧！”看到父亲跪在地上久久不起来，领导只好答应他的请求。父亲老实忠厚，这种屈辱换来的结果使他一夜未眠。
1990年，我调到青岛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看到我终于如愿步入音乐殿堂，父亲高兴地对我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唱，爸爸相信你的将来。”同年，我参加全国通俗歌手电视大奖赛，夺得第一名。比赛结束时，评委付林老师对我说：“你很有潜力，不妨来北京发展，这里机会比较多。”我很矛盾，要去北京，就得辞职，稳定的工作就没有了；不去北京，我会遗憾一辈子。我把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不说话，只是大颗大颗地掉泪。良久，他抬起头说：“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去北京就去吧。以后要是有什么意外，你还有我这个老父亲。我活一天，就不会让你饿肚子。”我紧紧抱住父亲，哽咽得说不出话。
第二天醒来，我看见父亲头上白发一片，步履也显得老态。我知道父亲内心是怎样一种的痛，我作为他生命中惟一的支柱，一旦离开他，是对他的一种摧残，想着想着，我的决心有些动摇。父亲鼓励我说：“我知道你把唱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大胆去闯吧，你永远是爸爸的希望。只是以后没有爸爸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1990年年底，我怀揣着明星梦来到北京闯荡，残酷的现实立刻把我的梦想击得粉碎。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后来，在金铁林老师的推介下，我来到当时颇有名气的一家公司做签约歌手。
不久，这家公司解散了，我失去了工作。为了省钱，我租了一间6平方米的平房。房子西晒，又没有电扇，到了夏天像蒸笼一样，酷热难当。夜里，老鼠四处乱窜，甚至有天晚上还抓破了我的脸，弄得我很久不敢出门，一日三餐靠方便面打发。父亲从电话中知道我的遭遇后，急得整晚睡不着觉，第二天，就赶来北京看我，见我落魄潦倒的样子，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孩子，你还是回青岛吧，这样下去，我为你担心啊！”善良的父亲为我设计以后的出路：“你回青岛开个小商店，白天做生意，夜里到歌厅唱歌，娶妻生子，安度一生。”但我断然拒绝了父亲的安排：“不成功，我就不回青岛。”父亲见我如此有决心，放弃了劝说，走时给我买了台电扇，还给我500元钱。
父亲回青岛后，仍然不放心，经常写信来问问情况，又寄来500元钱。父亲每月退休金才几百元，为了我能闯出一片天地，他夜里去给一家建筑工地守材料，挣点外快补贴我。自己却拼命节省，十分苛刻，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5元。
1991年8月，我第三次失去工作时，自尊心被伤得支离破碎。回想来北京的种种遭遇，我万念俱灰。那天，我躺在简陋的小房子里，想起父亲为我所付出的一切，如今的我落到这般地步，便萌发了轻生的念头。我跑出门给父亲打电话，哽咽着喊声爸爸，就泪如雨下……但我没有想到，父亲放下电话后，觉得不对头，当晚就挤上火车，在火车上站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早赶到北京。见到我，父亲抚摩着我的头说：“孩子，你受苦了，我来接你回家。”我抱着父亲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哭过之后，父亲给我讲了做人的许多道理，讲起我儿时的故事。他说：你已经长大了，是个男子汉了，以后不要这样脆弱，前面的路还长着哩！
我没有离开北京。1992年，我荣获“五洲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组第一名。父亲打电话对我说：为了看现场直播，他激动得连厕所都不敢上，惟恐耽误看我的演唱。比赛结果公布后，父亲又是放鞭炮，又是给邻居发喜糖，并给我拍来电报：爸为你自豪。
1994年，我如愿以偿参加春节联欢晚会，与杭天祺、胡月一起演唱《东方之珠》。父亲逢人便说：“我家儿子，总算有些出息了，上了春节晚会。”就在这一年，我成了武警文工团一名军旅歌手，终于圆了父亲年轻时未圆的军人梦。这年中秋节，我回青岛电视台参加晚会，回家看望父亲。他见我穿上军装，高兴得老泪纵横，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军装说：“爸爸一生的心血没有白费，你是爸爸的好儿子。”
为了让父亲高兴，每次回家我都穿上军装。1995年8月14日是父亲的生日，我赶回家给他过生日，发现父亲把历年来各种电视报上预告我参加晚会和活动的节目名单全部用红笔勾起来；各种报刊刊发关于我的文章，父亲都仔细剪下来，粘贴在一个本子上；商店的磁带上凡有我唱的歌，他全都买下来，标明歌名；我参加的所有演出，只要是电视转播的，父亲都自己录下来，并注明我唱的歌名、我的发型、我穿的衣服和鞋子。父亲说，他每晚都要看我的照片、听我的歌才能入睡。我看着听着，泪珠不知不觉落下来，这就是将我抚养成人的父亲啊！
1994年，我到济南演出，抽空回到老家，看到父亲孤零零地病在床上，脏衣服、臭袜子到处都是，桌上散落的没洗的碗筷落满灰尘。父亲一个人太苦了！父亲老了，需要个知冷知热的人。想起年少时的自私，我突然萌生了强烈冲动，对父亲说：“爸，我想为你找个老伴。”父亲重重地叹口气：“年轻时都熬过来了，现在还找什么呢？”我对父亲说：“爸，是我剥夺了你的爱情婚姻，原谅我的自私。”父亲笑了：“有你这么争气的儿子，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儿子，爸这辈子没别的愿望，就是想到八达岭看看长城。”但是父亲这个小小的愿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在我最潦倒时，父亲每次来北京，我们都无心情看景点。我对父亲说：“爸，明年是你六十大寿，我陪你到北京好好玩几天。”父亲说：“你实在太忙就算了，我在电视里照样可以看到长城。”
1995年6月8日，父亲突然得脑溢血，全身中风。我匆匆赶回家，扑在父亲床前失声痛哭。父亲抖抖索索地伸出右手，摸摸我的头发：“别伤心，好好唱歌，我有信心恢复过来，我还想让你陪我去长城走走哩。”我请了当地最好的医生，用推拿、针灸方法给父亲治疗。我当时演出任务很多，各种晚会应接不暇，而病床上的父亲整天靠我的歌声和录像带打发日子。
1999年，我除了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外，推掉了其他一切演出任务。离晚会直播还有10天，我在天津彩排，作慰问公安干警的演出。演出刚结束，我坐上汽车，青岛方面就来电话告诉我父亲去世了。我靠在车上哭泣。孙悦劝我说：“春节晚会马上就开始了，你千万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悲伤。”当天晚上，我赶回家。人们告诉我，父亲临走前很想见我一面，嘴里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死不瞑目。我听后欲哭无泪。第二天上午，我办完父亲的丧事，就回到北京参加春节晚会。
我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中不能自拔。春节晚会上，我与陈红、蔡国庆、张迈一起演唱《常回家看看》，更勾起我对父亲的怀念。
大年初一，我抱着父亲的骨灰盒来到八达岭，陪父亲在长城上走了一天。
（《知音》2001年第7期江涛口述 廖振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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