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何去何从的历史时刻。我们见面的地点是位于重庆两路口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主持这个代表团的是周恩来。乔冠华和龚澎正是他的得力助手，从事外事和宣传舆论工作。我当时刚从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出来，开始踏入社会，就凭着地下党的一纸藏在牙膏管里、只有一寸长的介绍信，来到这个办事处。没有想到，接待我的竟是他们二位。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其实我对他们已经早有所闻了。
众所周知，龚澎不仅是周恩来的出色翻译，而且是活跃于外国驻华记者圈子的风云人物。不少外国记者认为只有从她那里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有的甚至主动充当她的“保镖”，以防范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外国朋友常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作风。”
乔冠华当时以“乔木”闻名，人们都喜欢喊他“老乔”。他以“于怀”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每两周一篇的“国际述评”，早已脍炙人口。他的著名文章《形势比人还强》和《人创造了形势》，被不少进步人士视为观察世界大战态势的一盏明灯。
和这样的人接上关系，而且对我非常热情，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他们显然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也明白我的来意，一见面就紧握我的手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战斗！”
不久，他俩调到了香港这个“中间地带”对外开展工作。我也被调到这里来了，作为他们二位的助手，同住在英皇道173号三楼，长达两年半之久。综观我的一生，这一段时间正是我从25岁毛头小伙开始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有幸能与这样两位名师朝夕相处，受到实践的锤炼，学到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作为龚澎的助手，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唯一对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斗争的英文半月刊《CHINA DIGEST》（中国文摘）的全过程，从编辑、翻译、打字，直到每两周下厂去校对、出版。龚澎不仅是我们的总编辑，而且是我们的好榜样，身教更胜于言教。每天晚上，她屋里的打字机声音总是要响到深夜。出自她手的社论《观察家》，总是既简洁有力，又给人以新鲜感。她常常将来自延安窑洞的精神，很自然地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或者她在外事工作中所接触到的舆论结合起来，加以评述，特别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本杂志在那个时期，的确成了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一个重要纽带。
作为老乔的助手，我的任务主要是翻阅和摘录大量的外报外刊，参与一些时事的讨论，编译一些稿子送交报刊使用。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大好的学习机会。特别是在时事讨论中，常常可以听到许多名家的高论，像夏衍、胡绳、章汉夫、林默涵等人就经常是我们的座上客。老乔每写一篇文章，必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写辩论性的，总要下功夫研究对方的材料和论点，长时间地反复思考，想成熟了才下笔。然后，往往是一气呵成，读来铿锵有力。而且，他总是用满腔的热情来写，从不写那种干巴巴的文章。他最鄙视“拾人牙慧”，每写必有新意，必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从不说“人云亦云”的套话，更不说假话。他只要酝酿成熟，口述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他当时那篇颇有影响的大文章《论世界矛盾》，就是由他口述、我替他记录整理又经他过目修改而成的。他没有教我怎样写文章，却无形中为我树立了最好的榜样，而且大胆地放手让我在实践中学习锻炼。他常常出些题目，让我为报刊写稿，以至于在一年以后，让我接替国际问题专家张铁生，为影响很大的《华商报》写“每周国际述评”。在报社派人来取稿之前，他总要为我审稿，有时还下笔修改。这样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铭刻在心。
解放以后，乔冠华和龚澎成了外交战线的骨干，我则加入了对外宣传的行列。然而，我们仍然亲密无间。他们一直关心着我的生活和工作，处处给我以帮助。1955年，老乔随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特意让我这个记者团成员兼作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因而得以参加了许多历史性的重大活动，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成了我一生中的里程碑。1957年，中国历史出现大转弯，他们也和我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只不过由于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他们没有像我这样被“连根拔掉”。尽管陷于自身难保的境地，他们仍然像兄长大姐一样十分关切我的命运，鼓励我切不可丧失信心。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再去找他们已经不那么方便了，我们只能在电话里相互交心。那时候，他们也和我一样，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并不理解，只能顺应形势的发展而已。我永远不能忘记，1968年，龚澎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诀。两年后的1970年9月，龚澎因病逝世。当时，我正在河南汲县“五七干校”。从地里劳动归来，突然从《人民日报》上读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两眼发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30年过去了，她的音容笑貌依然萦回脑际。在我眼前，经常会出现她那在女同志中算是魁伟的身躯，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和蔼可亲的笑容，落落大方的风度，还有那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思考的神态。
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联合国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大会。当时，国内正在“文革”的动乱之中，去还是不去？毛泽东当即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乔老爷”那时候已成为乔冠华的“代号”。这个决定一出来，外间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果然，乔冠华不负众望，以不卑不亢、谈笑风生、充满自信而又潇洒自如的泱泱大国风度，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讲坛上的威望。紧接着，他跟着周总理投入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复杂而激烈的谈判，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密切接触，终于实现了中美建交。继而，他又参与了中日建交的会谈，最后达成了协议。从此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新的局面。老乔也更加忙碌了，我们这些老朋友们只能在他有空的晚间去看望他。每次听他侃侃而谈，都好似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国际斗争大课，大大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而且，每次还能听听他新带回来的唱片，分享一下这个外交家在休闲时对于音乐的高品位欣赏。1973年以后，因与志趣相投的章含之的结合，乔冠华又一次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在北京史家胡同一个相当宽敞的高级四合院里，耸立着一棵乔冠华心爱的老梨树。他和章含之一起在这里安度晚年。他们都特别珍惜这一段十分难得的安详幸福的生活。一次，一个老朋友去看望他，见玻璃板下压着“新年开笔，大吉大利”八个大字，便问他：“你在养病，还准备开笔写什么？”他说，他现在已经不能工作了，但还想做两件事：一是想写一部外交回忆录，一是想把过去写的文章汇集出书。后来，他果然将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写的国际评论翻出来，作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还为这本集子写了一千多字的《自序》，交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他没有能亲眼看见这本集子的出版。
1982年元旦过后没有几天，老乔来信约我们夫妇去他那里聊聊。四分邮票寄来的这封信，一张纸上只有几行他的手迹，却意味深长。抬头他写的是我几十年前在地下党时期使用的代号“DONALD”，怀旧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他写道：“要说的话太多了，见面再谈吧！”果然，那天我们谈了许多许多。尽管已经有病在身，他还是和过去一样健谈，妙语连珠，不时还放声大笑。没有一点怨气，更没有泄气。谈得较多的，似乎是他那念念不忘的想写的《外交回忆录》。显然，他对于如何写这部回忆录已经考虑得相当成熟了。他说，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关于某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只有很少的人参加了议论，毛主席、党中央作出决定后，就立即分头去执行了，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和档案。所以，他觉得特别需要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写出来。
他还特别强调，他写这部外交回忆录，既不是为个人宣传，也不是就事论事地仅仅写那些具体的外交活动，而主要地是写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局势和重大国际事件曾作过怎样的战略估计，根据这种估计作出怎样的外交决策，制定了怎样的方针政策。他将主要写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周总理的外交艺术，实际上也就写出了新中国外交的风貌。当然，这里有个了解情况的问题，还有个如何理解和评价的问题。
他在讲这番话时，显然是满腹经纶，胸有成竹。他认为，他要写的回忆录，不同于官方的外交史，不仅写事，还要写人。不仅写国家领导人，还要写新中国众多的外交工作者，包括对外交工作做出过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他将以个人身份来写，写亲身经历的国际事件、国际会议以及直接间接打过交道的世界闻名的外国政治家、外交家，而且还要对他们作出他个人的评论。他甚至连章节题目都想好了，准备用口述、录音的办法来完成它。听了老乔这一席话，真令人兴奋不已。我仿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以前，眼前又出现了在香港听他口述我为他记录整理成文的情景。多么渴望早日能读到他的这部巨著啊！
令人万分痛惜的是，录音还没有开始，老乔就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以至于写这部独特回忆录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大憾事，而且对于所有关心中国外交史的人们，这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就在这年的12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并代表中央对他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陈丕显还以自己为例，讲了受过不公正对待的经历：“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不久，乔冠华即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任常务理事。
进入1983年以后，乔冠华的病情恶化，癌细胞进一步扩散，9月2日最后一次住进了北京医院。21日下午，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看望乔冠华，章含之问他有什么要对中央讲的就对仲勋同志说。他的回答是：“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紧接着，夏衍急匆匆地拄着拐棍来到病床边，他和这位相交半个世纪的知心友人的最后谈话，也没有什么别的，只是他念念不忘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在第二天，22日上午10时40分，他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仅70岁！
根据家属的建议，取消了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改为家属自办，10月25日在北京医院举行，生前好友自愿参加。那一天，前往北京医院的胡同里挤得水泄不通，人头涌动，汽车堵塞。前来悼念他的人们络绎不绝，有头面人物，也有布衣百姓，有青年学子，也有国际友人。
他的骨灰没有存放在八宝山，他长眠在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苏州太湖之滨的东山上。墓地简朴庄重，横式花岗岩墓碑上刻着书法家、他的老友黄苗子所题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苏是乔冠华的故乡。他的骨灰安葬在这里，是他的生前至交李灏夫妇选定的。墓地是吴县人民政府赠予的，墓是章含之出钱建造的。
几年前，我和老伴捧着鲜花前去给老乔扫墓时，这个华侨公墓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因为前外长乔冠华安睡在这里，海外的许多友人也跟着来此长眠了。来这里扫墓的人当中，常常有一些不知姓名的人士在乔冠华墓前献上花环、鲜花、果品，并鞠躬致敬，以表达他们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百年潮》2001年第6期张彦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