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硕士论文顺利通过后，我决定继续报考博士。但两次考试都败在口语上。我鼓励自己再接再厉，一定要考上博士生，才对得起妻子的一片苦心。
1996年，在朋友的鼓惑下，我瞒着妻子，加入了日本KKC经济革命俱乐部，家中存款三百九十二万日元被骗。这是妻子花了10年积攒的，靠打工刷碗挣来的辛苦钱。为此，我和妻子的关系恶化，分居了。1996年9月15日，通过朋友介绍，我在中野第一寿庄借到一间小屋。这是一间日本式斗室，面积不足五平米。在这里，我开始了艰难的博士论文写作，课余时间拼命打工。
转眼到了冬天。当时我是东京都市配膳会的会员。配膳会介绍我到茨城、土浦、川越甚至很远的地方打工。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一上车，就阅读随身带的经济方面的书。有一次，都市配膳会派我到五坂野的一家料理店去工作。那天天气比较冷，气温只有摄氏2度左右。我蹲在厨房后门削白萝卜皮，削了几纸箱，手渐渐发僵，萝卜不时从手里滑落，于是我削一会儿，就焐一焐手。干这种粗活儿，确实很艰苦。
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工作，经济困难到数着面包过日子。每月月底，身边只剩下极少的日元，不得不节衣缩食，每天只吃三四个面包。因为胡萝卜最便宜，一百日元买一大堆，我就多吃胡萝卜。有时打着电脑，肚子“咕咕”叫了，就吃一根胡萝卜充饥。大白骨头也极便宜。我买回来，用刀敲开，熬汤吸骨髓。那段时间，因为饿、累，我经常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两眼昏黑。有一次我摔倒在地上。过了好长时间才恢复知觉，发现自己没有死，又醒了。我挣扎着坐起来，靠墙休息。我心想这是饿昏的，便踉踉跄跄站起来，慢慢走到二十四小时商店，买回一个鱼罐头、一个肉罐头，吃了下去，体力才渐渐恢复过来。
离交论文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基本上不做饭，以面包为主，偶尔也煮点面条之类。
朋友张焕琦来看我，问：“这房子太小了，生活上是不是不方便？”我说：“我喜欢小屋子，注意力可以特别集中。”张焕琦说：“你和别人感觉不一样。”我说：“好多人说我这个人可能有神经病，说我除了学习什么也不知道，不懂得什么叫享受，只知道苦读苦拼。”张焕琦问我：“你自己怎么看呢？”我付之一笑：“他们不理解我，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理想。”他忙问：“你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说：“我来日本就是一心上学，要上到博士为止。”“学完有什么打算？”我说：“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张焕琦说：“你好像非常乐观，难道你就没有什么遗憾吗？”我轻轻叹口气：“多少有点遗憾吧。年龄大了，记忆力已大不如前。我在内蒙古插队时，看《巴黎公社起义》一书，里面有四百多个人物，看了两遍，就记住了三百多个外国人名。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没有学习机会，错过去了。现在这个年龄学习，无论怎么说，很吃力了。”说完话，我又继续打字。电脑屏幕随着文字的滚动不断变换。不知不觉间，又干了一个通宵，天已经发亮了。（《没有播出的故事》李仲生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连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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