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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影 |
本文作者出生于1928年，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去年她以72岁高龄做了肾移植手术。当初，几个子女没有一个赞成的，老伴也只赞成60％，都怕她下不了手术台…… 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一直自恃身体不错，精力尚好，在完成了两部书稿任务后，原想好好喘口气，休闲休闲，万没想到，我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1999年下半年在短短几个月中，体重掉了20斤，不想吃东西，一上饭桌就发愁，原来特爱吃的菜，如今见了生厌，闻了想吐，胃部堵胀，泛酸水，腿脚抽筋，全身乏力。原来每天总要打打太极拳，现在比划几下就无力再打下去了。
9月，肾功能指标开始上扬，超过了正常值。一位资深的肾病专家说我酸中毒、慢性肾功能衰竭。我采取了保守疗法，每天服12片激素。之后又做了造瘘手术，左臂用纱布吊起，像个伤兵似的。
12月30日，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兼肾内科主任李学旺百忙中来到我的病房。他是博士生导师，曾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学习两年，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过几十篇科研论文，写有肾病专著，我就是先从书上认识他的。我向他暴露了怕透析的种种疑虑。
他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该透析了。你现在的肾功能只剩下十分之一！拖晚了，将来会影响生存好几年。”
他的话着实震撼了我。
2000年1月5日，我怀着无可奈何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血透中心，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一间大屋子里，四排约30座的大沙发椅一字儿摆开，前边隔断还放着四张床，每个座侧和床边都放着一台透析机。乍一看，大家似乎都在静静地输液，仔细一看，那连接针头的透明塑料管，远比一般输液的管子要长，它绕着圈儿通向透析机，管内流动的不是无色液体，而是鲜红鲜红的血，患者全身的血液都被调动出来在体外循环净化，一直要净化四个小时。
第一次上场，心里直打鼓。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了漫长的四小时。我们单位负责老干部医疗事宜的魏大夫、陈大夫那天专门来看我，给我壮胆。
“你要透多少次才能完？”朋友们关心地问道。
“可以说是没完没了。肾功能衰竭了，排毒功能丧失了，而人又要天天吃东西，天天产生垃圾，垃圾几天不清就堆满了，毒素就会在体内兴风作浪。透析好比给你安上个人工肾，垃圾清扫机。”我给朋友们解释道。
透析一周要作三次，经过几次透析之后，原来尿毒症带来的如厌食、恶心、抽筋等症状消失了，饮食方面种种限制也没有了，医生还让尽量多吃高蛋白，尽量增加营养，因为透析的消耗大。刚透析完的半天里，人顿觉轻快许多。
住院期间，我想到了换肾，但又不知道自己这个70多岁的人还能不能做这种手术。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机会，我有意识地向专家、教授和其他大夫请教。
大夫中有两种说法：
“在国外七八十岁作肾移植的并不少见。”
“只要经过检查，你身体别的脏器无多大问题，还是可以移植的。”
“透析与移植比较，当然移植的生活质量要高多了。”
“哎哟，你都70多岁了，动脉硬化了，不能移植，不能移植。”
“60岁以上是禁区，不换为好。”
“我要是换了你呀，我是不会换的。”
我的几个子女，则是没有一个赞成的，有的还坚决反对，主要是说我年纪大了，怕出意外。他们认为，不管怎样，相比之下，透析还是比较保险；自患重病以来，为我付出最多、最辛苦的老伴，算是“开明士绅”，他也只赞成60％；至于同事和朋友，凡病中接触到的，赞成的也只是凤毛麟角。
尽管我已登记要求换肾，也抽取了血样，但心里仍是七上八下的。
原来一直以为，换肾要取下病肾换上好肾，其实除特殊情况外，手术时一般病肾不动，任其萎缩，另外再装上一个肾，换肾不过是一种通俗的、并不准确的说法，科学的说法应叫肾移植。在协和医院，最高记录曾给一位来自新加坡的68岁老者换过，70岁以上的还未曾做过，所以医院方面也是慎之又慎的。
一次，副院长兼肾内科主任李学旺对我说：“你不要以为我完全同意你移植，还得作了各种检查再说。”
于是乎，我的心、肺、消化和生殖等各系统都来了个大检查，最后结论是：没有动手术的绝对禁忌症。苍天保佑，我虽已72高龄，仰仗着平时身体还好，总算得到了“手术准许证”。
尽管如此，重病号的思想是复杂而又多变的，外界的一句话，一个动静，一例换肾后出事的信息，都能激起我心底的波澜。
一次，我遇见了郑法雷教授，他是在门诊时开条让我住院的大夫，很关心我这个年过七旬的病人，我又一次向他表露了自己的顾虑：“家里人怕我下不了手术台，说实活，我自己也有点怕呢。”
郑教授说：“肾移植手术并不可怕，一般也不太复杂。在协和，对作肾移植手术的病人，事先都要经过认真检查，并作好多种准备，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例因肾移植而下不了手术台的。”他又说：“老年人作肾移植，年纪大是劣势，但也有优势，即排异性比年轻人要少。”
2000年春节大年初四，郑教授抽空会同泌尿外科主任李汉忠来看我，李汉忠大夫说：“当郑大夫向我提起你要作肾移植时，我就想，一般年过六十的病人，很少自己提出这个要求的，这位老太太为什么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呢？我就要来看一看你外观体质如何，自信心怎样。这两条都很重要。你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可你毕竟超过70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嘛，我们不是给你切掉东西，而是要给你装上新的肾，装比光切要困难，因为最终要使装上的肾活起来。这风险有多大？成功率有多大？风险值不值得在你身上冒？我们都要考虑。”
尽管如此，在边透析边等待肾源的五个月期间，我的思绪仍是一会儿潮涨，一会儿潮落。一则，肾源不知何时才有，心中茫然；二则，透析虽然很苦，但慢慢也有点适应了，特别是一位老朋友摸透了我的心理，说你就当它每周仍在上三天班好了，我就带了书报和收音机“上班”，使我心理渐趋平衡（这点对没条件换肾者来说，尤其重要）；三则，出于对我的关心，一些同事和朋友们都劝我要三思而行，说毕竟年岁大了，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更何况是拿别人的肾装到自己肚子里呢。
换与不换，经常在我脑袋里打架。要狠下决心，难！
关键时刻终于来到了。
2000年6月6日，我正在血透中心透析，忽接泌尿外科通知，叫下午4点前去泌尿外科谈换肾事。
我老伴去找大夫。接待他的大夫兴奋地说：“有了肾源了，能配上6个点，全国都很难找！看你们是否同意作肾移植。若同意，明天就要住院。”
老伴把这一好消息带回血透中心，一位曾在澳大利亚进修过的大夫听了不禁插嘴道：“在国外，肾源要能配上6个点的，病人若不在，坐飞机也得把他找着，而且他有先于其他病人移植的优先权。”
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自患尿毒症以来绝望无奈的心情豁然开朗，就像正挣扎于波涛汹涌大海险遭灭顶之灾的人，忽然见到了救生船。
配点是怎么回事呢？配上6个点又为什么是特大喜讯呢？
我向大夫请教，原来，要把一个人的肾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除必须血型相同外，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的互相吻合点（位点）要求多一些，吻合得多，配上的点多，移植后的排异反应就小。这好比齿轮，互相扣得越紧越好。一般肾移植，能配上2个点就可进行，能配上4个点就算很好了，能配上5个点的已属稀罕，我的一个同事两年前换肾配上了5个点，据说是50万分之一的机遇，而我这次竟配上了6个点，怪不得大夫要说全国都难找。在协和，自开展肾移植以来，能配上6个点的仅3例，两例是这次我和另一位女病人，最早一例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又听说，即使是直系亲属供肾，也很少有配上6个点的。这能说不是特大喜讯吗？
不幸得了尿毒症，又有幸碰到了好医院、好大夫、好机遇，我真是好福气，幸运儿！我国尿毒症患者每年要新增约12万人，而肾源短缺，每年能作肾移植的仅约4000例，病人一般要等半年到一年才能动上手术，而且不见得都能配上那么多点。我能在大海里捞针般地捞到了合适的肾，配上了6个点，可谓不幸中的万幸！我打心眼里感谢给我勇气和力量的大夫们。
绝处逢生，黑暗中见光明，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豁出去了，管它年老换肾风险大，生死在此一搏！
动手术前一天（2000年6月7日），我第二次住进了协和医院，大夫们忙着给我作术前的再检查。
正因为给七旬以上的老者作肾移植在协和医院是破纪录的，医院上下对此均很重视。李汉忠大夫亲自给我主刀。除了作好周密布置外，他还作了一项特别安排，手术时请来了麻醉老专家罗来葵亲临指导。
原来，由于我的年岁大，骨质疏松，加上有点驼背，半身麻醉时，麻药从腰椎怎么也打不进去，以致在场有的大夫说：“给她全麻吧。”我说：“不要，不要，希望能打进去。”那位麻醉老专家在旁精心指导，叫麻醉师针往哪儿哪儿扎，总算扎进去了，大家舒了一口气。当天同时有三台肾移植手术，我比别人手术时间长了半小时，症结便在麻醉上，多亏李汉忠大夫想得周到！他说：“麻醉老专家一般不轻易出场，有疑难病例我们才请他来。”
手术后我们被送至监护病房。当晚有点难熬，上有吊瓶点滴，下有插管，全身不能动弹，特别是不能喝水，干渴难忍，我好像置身于茫茫沙漠之中，火烧火燎，水，水，水，哪怕给我喝一点点也好呀，但不行，得忍着。右下腹部手术处，烧、灼、痛，可不，别人的一个肾就装在那里。我好不容易熬到了天明。
次晨才7点左右，李汉忠主任就到监护室来看头天3个同时作肾移植的病人了。
没隔十几分钟，他又陪同副院长、肾内科主任李学旺来到监护室，李学旺问了我手术后一夜的情况。我说：“托福，托福！你们让我闯过了生死关。你们是唯物辩证的，敢于给我70多岁的老人换肾，说明外国医生能做到的，中国医生也能做到。”
仅仅半个小时之内，就来了三拨大夫，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着实令人感动！
6月17日起，北京和深圳的新闻媒体相继作了报道。我从事记者和编辑工作几十年，从来是报道别人的，现在一下子成为新闻人物，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我只发过一次高烧——38度以上，有时还有点低烧。肾的重要指标肌酐降至1.5m g／dL以内，看来，这与配点配得好、大夫手术好有很大关系。
消息传出后，即有人来找我打听详情，他们的亲友也患了尿毒症，想参考我的经验。协和血透中心的一些病友，听到我的消息，也心动了，纷纷提出要求换肾。
据了解，世界第一例肾移植是1954年美国一位教授做的。我国第一例是1960年吴阶平做的。给“古来稀”年龄的人做，全国还极少。
我顺利度过了术后的超急性排异关、三个月的急性排异关，现在移植已经一年了，自我感觉还可以，当然不能高枕无忧，我仍需要在大夫的照料下继续抗争。最早支持我作肾移植的郑法雷教授问我移植后感觉如何？我高兴地对他说：“我自由了，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年迈而又身患过重病的人，能跨入新世纪是多么幸运！
（《人物》2001年第6期计泓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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