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许多人都知道“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曾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但很少知道事情的原委是出在马林身上。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来到上海，一路上已引起各国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并掌握了他的行踪。租界巡捕房详细记录了他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当他在李汉俊家参加会议时，就发生了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的事情。
上海开会遭到搜查后，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会时为掩人耳目，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王会悟也装扮成歌女的模样，坐在船头充当会议的哨兵。
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
其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
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车祸。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周佛海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张国焘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李大钊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
（《北京日报》2001.6.27邵维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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