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海阳县赵疃乡，我见到了赵守福。
老英雄看上去比电影里的赵虎还要高大、魁梧，只是精神里“虎气”已经不多，毕竟是79岁啦！他如今是耳聋眼花，语言表达也已十分迟钝。我进屋时，他正躺在炕上。听说是来采访地雷战的，老人慢慢地起身，正襟危坐，运足了气力，高声说了句：“打鬼子，我就从来没怕过，就为的是给咱中国人出口气！”这声音，这气概，还是英雄的。
赵守福当年是一只猛虎，一只咆哮着扑向敌群的猛虎。在海阳地雷战中，他出生入死，敢打敢冲，一人就炸死、炸伤敌人183名，先后6次获得胶东军区授予的“钢枪奖”。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竖起大拇指，连称“好小子！”赵守福的大名威震敌胆，日本鬼子四处张贴布告：“活捉赵守福者赏洋一万元，割他的头者赏洋五千……”
提起这些，老英雄朗声大笑，摆摆粗糙的手掌，连说“不讲自己，不讲自己，我讲讲咱海阳的地雷战！”
在8年抗日战争中，海阳民兵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500多名，缴获各种武器600余种，共涌现出县以上英雄500多名。赵守福是其中的佼佼者。
解放后，他被选为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10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2年拍电影《地雷战》，他积极为摄制组提供材料，给饰演赵虎的演员讲述当年的战斗场面，前前后后跟着忙活了一个多月。
晚年，赵守福时常给青少年讲讲爱国主义课，并为建立“地雷战纪念馆”而奔忙，现在纪念馆终于立了起来。
北京酒仙桥电子管厂宿舍里，有一位高大健壮的老人。虽然住进北京城已近40年，但若系上白毛巾，他仍是个标准的河北农民的形象。朴实、直爽，没有一丝京城老汉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连口音都还是纯粹冀中腔，不带半点京味，只是他的脸没有电影里高老忠那样圆，他是长方脸。
“我叫王玉龙，原先叫王印怀，参加革命后为躲避敌人抓捕才改的。咱冉庄人都叫我大炮，因为我性子直！”他直声直气地向我“宣告”。
这是一间一居室的房子，老人和老伴住在这里，老伴已经双目失明，饮食起居要靠他照顾，接班当了电子管厂工人的孙女也常常过来帮忙。
“采访我？我已经‘牺牲’了！”老人不无幽默地这样说，之后又禁不住大笑起来。
“拍电影的时候，导演确实跟我商量过，说是咱们中国这边得牺牲一个，才能增强艺术感染力，说是‘牺牲’村长吧，激起人们对鬼子的仇恨。我说中！这样我就牺牲了！电影还是跟生活不一样的，就是我不姓高，也不是高传宝的父亲，高传宝其实是高振峰、高振福两个人合成的，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打鬼子那时，我是村长，高振福是党支部书记，高振峰是民兵队长！”
抗战中，英雄的冉庄民兵先后作战157次，其中地道战17次，依托地道进行伏击、追击战斗55次，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85次，杀敌2100余人，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村长，王玉龙自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当年冀中军区吕正操等领导人曾多次嘉奖冉庄民兵。
解放后，王玉龙任乡长。1957年成立高级社，又任社长。后来因老伴眼睛失明，加之孩子需要照顾，辞去工作。1958年，王玉龙带着老伴、孩子到北京，在酒仙桥电子管厂当工人。做过锅炉工，后来又到食堂工作。当年他的上级领导、区委书记张森林来到北京铁路分局做党委书记，张书记曾多次找到他，说根据他的资历和贡献，可考虑给他重新安排工作，王玉龙都谢绝了。他对记者说：“我没有文化，横竖不能当官，那容易误事，还是当工人好！”就这样，他一直在食堂工作到离休。
老人已经78岁了，每月拿离休金500多元，他说：“这些钱足够了！”的确，他的生活很简朴，除了那盆剑兰，几乎没有什么带色彩的东西。
“这很好，当初打日本时，不就是为求这样的日子吗？”他大着嗓门说。
老人有时还到郊外挖点野菜，回来和老伴一起吃个新鲜，也品尝品尝乡下的生活气息。前两年，他还常回冉庄，看看那里的父老乡亲，现在，不大回去了，腿脚不灵便，但冉庄人一进京，那是一定要来看他们的老村长的。
在山东省烟台市庆安里的胡同里，我寻找冯德清老人的住处，随便问一个中年男子，那人“噢”了一声，自告奋勇地带我去找，边走边对我说：“那真是个好老太太，待人特别好，一点架子都没有。可这位老人至今还住在狭窄的平房里，连自来水也没有，老人家每天要提着水桶到50米外的马路边去提水，再把污水提出去倒在马路边的下水道里。”正走着，迎面走来一位老太太，中年男子对我说她就是“娟子”。
但老人自己却不愿承认。
“我不是娟子，小说电影那是艺术加工，这你做记者的比我明白。我也没有啥说的，不过你大老远来的，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老人有3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和小孙子在一起生活。当我问起老人的生活状况时，她说：“挺好！我虽然工资不高，从1952年定级一直到离休从未长过工资，但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还是很幸福的。”
虽然历尽沧桑，但老人家对党的信仰依然如故。“党要建设好，反腐败要搞彻底，这样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就放心啦！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这是她在谈话中多次强调的。
冯德清老人经常和居委会的老姐妹一起工作，或执勤，或打扫卫生，问她为什么，她这样回答：“我是个老党员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呗。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老了，没了单位，就听从居委会的呗。”
怎么能令人相信呢？当台上的郭建光越来越红的时候，台下的“郭建光”却越描越黑，“出卖同志的叛徒！”“和胡传魁穿一条裤子。”甚至连党籍都丢掉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飞同志的疾呼才显示出了强大的震撼力，“夏光的案子要尽快平反，不要留尾巴！”
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专程到江苏省委甄别夏光的问题，查阅历史档案，访问老同志，结论很快产生，“出卖同志”、“与汉奸勾结”的说法均属“莫须有”。
于是，省委、省政府在后半山园特意给夏光盖了个“将军楼”，人们去接他时，他住在一个极小的屋子里，高大瘦削的身影背对着屋门，官复原职的“诏书”并未使他惊喜，而是缓缓地转过身来，捧出《新四军苏南东路武装斗争史实纪要》、《战斗在阳澄湖畔》的手稿，平静地说：“这是我20年的工作，请党组织检查！”
前几年，当全国泛滥“公司热”的时候，有人想通过他找关系做买卖，都被他严词拒绝。他有一儿两女，对于他们的成长，他只负责教育，别的都要靠他们自己去努力。并且，他有一条特殊的家规，即任何人在外面都不许提他的名字。
记者参观了“将军楼”，从一楼到二楼，看不到一点特殊之处，旧沙发、旧衣柜、旧床、旧蚊帐，公家配给的一个空调，老人却从来不开机，理由是“怕浪费国家的电！”
对此，夏光这样解释：“就因为我是党员，我是干部！今天这个江山，我是当初的创建者之一，我不能带头败坏它。”
几年前，当我走进了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看到的是一个天生聋哑的93岁老妇。她就是那位富于传奇色彩的“红嫂”。
就是在这个农家小院，1985年秋天，一个60岁的老汉三步并作两步地扑到这个老妇人面前，长跪不起，连声呼唤“娘！娘！娘！您的儿子来看您来啦！”
“儿子”与“母亲”分别了整整43年。“母亲”叫明德英，“儿子”叫庄新民。电影《沂蒙颂》，讲的就是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故事。
革命战争胜利后，庄新民随陈毅进驻上海，在上海市军管会做后勤工作。他历尽周折，终于在1952年打听到了救命恩人明德英的下落，她还住在横河村。从此，庄新民每月都给他的妈妈寄钱，逢年过节寄礼品，问寒问暖，比亲儿还孝顺。明德英也经常对人家比划，她还有个好儿子在上海，待她好着呢！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对庄新民在明德英家里养伤的40多天时间，提出了质疑，甚至污蔑他脱队、逃跑。于是，外调人员来到马牧池村，找到明德英的家，说明了来意。老人家对此指天划地拍胸脯，又用手比量一个小孩的身高，说着说着，眼泪就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她的丈夫对来人说：“她的意思是，天地良心，当时庄新民还是个16岁的小孩子呀，就拼着命跟鬼子干，不容易呀，他是个小英雄，你们可不要冤枉他，不要害他呀！”来人也感动了，他们相信了老人家的话，回去如实向上头做了汇报。妈妈再一次救了庄新民的命。
明德英的家，并不是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寒酸，三间红瓦房，围有一人多高的院子，小院显得宽敞平整，依山傍水，越发衬出清新的气息。这是政府拨款5000元建造的。（注：明德英已于1995年去世）
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在浙江省温州市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记者敲开了汪月霞的家门。
老英雄并不见多少老态，1米63的身材，略显微胖，腰板却是直直的，黑红的肤色，圆脸，凤眼，烫着齐耳短发，这精神状态极易令人忆起她“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当年，难怪陪同我的温州市政府老干部项治国由衷感叹：“汪大姐风采不减哪！”
“别看我是老太婆了，可我还能端起半自动枪打出10环呢！”
环顾这个三室一厅的“厅”，记者不禁生出一点惊诧。白色的墙皮已呈灰黄并开始剥落，裙围刷的是20几年前流行的蓝漆，没有地毯，也没有地板，只有一台小彩电，在厅里显示着微弱的现代气息。这难道就是一位市人大副主任的家吗？
“我倒并不觉得寒酸！干部的家就一定要豪华，一定要奢侈吗？”汪月霞这样回答我的疑问，“我认为党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我从一个贫苦的渔家女，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
（摘自关捷著《寻找英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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