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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跑到国外去奋斗，是为活得更好，却遭遇了一幕幕伤心经历。她们宝贵的青春与美貌竟成了异域富人的廉价商品……
年轻女作家九丹在新加坡惨遭心灵蹂躏，铩羽而归。这位曾在国内和新加坡被热炒的“旅居新加坡女作家”，根据其伤心经历写了一本叫《乌鸦》的书，激起一片谩骂声，有人指责她把在国外的中国女人比作“铺天盖地飞临外国的乌鸦”是大大损害了中国女性在世界上的形象。
她说，在生存成为第一法则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女性心灵的扭曲绝不是坐在内地书斋里的人的神经能受得了的。《乌鸦》真实得灼人，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来得惨烈诡谲。
“每个女人出国都是对国内生活的某种失望：爱情、事业……”九丹说。她出国前就有些名气，写过小说《漂泊的女人》，同样是在遭遇了对国内生活的失望之后，1995年，她求采访中认识的南方一个省长帮忙，把她办到新加坡去读书。
1995年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拎着红皮箱来到首都机场。挨着我的是两个新加坡女人，看见我后便迅速交换眼神，一会儿，又开始交头接耳。
“昨天我先生来电话，说是一个‘小龙女’杀了人，你知不知道？”“现在来了很多‘小龙女’，这比战争更可怕，她们不是把我们的饭碗砸了，就是把我们的老公抢了。”其中一个幽幽地说完之后，盯了我一眼。
“‘小龙女’像一块块糖粘在男人身上，想拿都拿不下来。”
“小龙女”？我一路上琢磨着，感觉很不好。
语言学校在一幢摩天大厦的顶端，有十几个班，每班30多人，我们班除了一个台湾人、一个日本人外，其余全是中国内地来的。男的七八个，剩下全是女的。这样的学校新加坡有十几个。
我从一踏上新加坡的国土，就有一种害怕的感觉，那是对生存的担忧。我带去的8000元人民币，厚厚的一沓子才换了薄薄的几张新加坡币，大概1200元。东西都那么贵，吃个快餐也要六七元，害得我把饭桌上的米粒都拣起来吃了。
钱一天天减少，恐惧一天天增加，没过几天我就特别想回北京。
我发觉一个奇怪现象，在新加坡所有中国女孩在一起聊天时，都是窃窃私语，不让别人听见。后来才知道是怕那一口普通话暴露她们的身份——她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怎么了？为什么那么怕人叫“小龙女”？我不得其解，直到那个湖南来的女孩向我讲了真话。
每一个中国内地来的女人都梦想留在这片美丽的地方，在她们看来，回国仿佛是下地狱，因而都在读书幌子下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使尽各种手段留下来，于是歪的斜的都出现了，于是中国女人的名声越来越不好……
谁学习啊？因为只有一年时间，你要抓紧学习就是傻子，湖南女孩说。你要抓紧时间让自己长期呆下去，呆下之后再学习也不晚啊。可是拿到签证太难了，一万个中国女人也没有几个能留下，于是大家就都改奔钱去了，这更容易出歪门邪道。新加坡还不如北京一半大，有点儿事就传得满城风雨……我跟你说，“小龙女”在新加坡与妓女同义。
我一听如晴天霹雳，非常沮丧。湖南女孩笑了：只要成为有钱人，只要换了身份不回去，被叫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出来？想必也不是功成名就被欢送出来，到哪儿还不是虎口求生？
时间一长，我愈来愈发现周围每个人的隐秘，每个人的活法儿。在那种地方，差不多每个女孩子都认定光靠自己是没法儿活的，如果要生存下去，就要找一个男人。一般是先谈恋爱，真的谈，期望能结婚。但绝大多数收获的是失望和辛酸。实际上抢人家老公、男朋友是件很难的事，人家根本就不把你中国人当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恋爱上头破血流后，有的女孩子痛定思痛，就开始来歪的，找一个新加坡男人包自己，什么都先别说，先把学费、生活费等叫男人给出了，然后再谈……
也有的中国女孩一到新加坡就直奔夜总会，但这很危险，被移民局抓住就会立刻被遣返，还有挨鞭子的可能。但她们总是架不住钱的诱惑，干好了，一年能挣20万新加坡币甚至更多，肉体算什么？
姿色不佳的女孩就找家教干，教新加坡的小孩中文，一个小时几块钱。还有的做售货员，那收入就更低了。
我那个老女房东也是年轻时从中国来的，是歌剧演员，长得非常漂亮，东南亚那一带的人都记得她唱《蝴蝶夫人》的样子。她已去世的丈夫是东南亚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她家实际是一个交际中心，有很多新加坡男人有事没事来这儿坐坐。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男人，我怀疑房东暗中做拉皮条的事，以笼络各界的名流男人。
我在她家认识了乔治，一位中国血统的钢琴教授，英国籍，在新加坡工作。应该说他是很不错的男人，对人彬彬有礼，更关键的是，他没有玩弄中国女孩子的态度。
我们恋爱了。他并不特别富有，经济上对我资助不小。自从认识了他，我对生存的莫名恐惧消失了，但也从此感受到深深的不平等。他有英国人自以为是的性格，不屑体察中国女性的心理，下意识认为我跟他好是为了要到英国去。同时我们之间还有中西性格的和文化的冲突，他总是罗罗嗦嗦说我，让我像英国贵妇人那样在礼仪上要非常到位，而我散漫惯了，不愿为别人生活……这一切都源于国籍歧视。我们决裂了。
九丹痛悔那一段时间心理的变化，由过去忧郁的罗曼蒂克渐渐变成“活命现实主义”，对与男人没有爱情的交往不反感。她这时也相信了湖南女孩总挂在嘴边的理论：“天下妇女一般黑”，“某某主持人就比我们这些人干净了？谁谁谁比我们高尚多少？”这可怕的理论导致多少女性掉下了深渊！
在各种接触中，你得忍受新加坡男人的金钱霸权倾向。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请我吃饭，我当然不会上钩了，就一般性地去应酬。席间，他得意地说：“40年前，我对面坐着的是20多岁的女孩子，20年前坐着的还是20多岁的，现在仍然是。”
我对这些男人十分厌恶，但为了活下去，不得不与他们周旋，直到我遇到了一个人。那天，他穿着笔挺的黑西服出现在房东太太的客厅里，花白头发闪着银光，丹凤眼向我瞥来。
九丹现在说起他来口气还是那么温柔。她说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结果，他有妻有子，50多岁，但是很善良，这使她在那个环境中感到很温暖。
这个男人做房地产生意，在政界也很有名，是国会议员。他爱上了我。我之所以用“爱”这个字，是因为他表现出了他这个身份地位对女孩子不应该有的真情。我对他很有愧疚感，因为对他无所谓爱，只因为他的善良而感激他。实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我跟了他。
我住在他的一套很大的房子里，他给了我一张卡，我所有的花销都从这里面支出。每天我下课走出大楼，就看到他银灰色的奔驰停在对面，他穿制服的司机给我开车门。但我知道他内心深藏着对中国内地女人的不信任。生活似乎很好，可内心感觉又很没乐趣。
能够得到我这样殊荣的中国女孩是不多的，几乎我认识的所有中国女孩都很羡慕我，说“你看九丹很柔的……”
九丹后来分析，这就是爱情，畸形的爱情。她之所以能在新加坡呆那么长时间，全靠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感情泡沫，因为现实很丑恶，她必须靠自认为高尚的信念在心中支撑。
中国女孩在新加坡被称作“小龙女”，我想更确切的意义是：使尽招数，不惜出卖色相以达目的。如一个新加坡文人描述的：“以龙的精神不屈不挠地向新加坡男人索要钱财。”
那个国会议员带我到夜总会去，那里每间屋子全是中国女人，在那里抽烟喝酒。问她们从哪儿来的，这个说是武汉，那个说是西安或是成都……都很年轻、而且全是大学生。
在夜总会干活绝对违法，抓到后就要被遣送回国。经常是早上一上课，校长就陪着移民局的官员来班上训话，于是我们知道又一个女孩昨夜在夜总会被抓住了。移民官的表情严肃而又鄙夷：“希望你们一个个老实读书，不要搞歪门邪道，一旦发现，和×××一样，立即遣送回去。”中国女孩战战兢兢，低下头来。
表面上看不出谁在做夜总会，一被遣送就知道了。班上今天少一个人，明天少一个人。上海人被送走后，一个西安的大学女老师也被遣送回去。刚来时陪我去学校的湖南女孩，也这样从教室消失了。她根本不准备上诉，知道这是严厉的法制国家。
我和一个桂林女孩送她去机场，问她：“你回去能干什么？”她说：“该干吗干吗，不过我让家里的亲朋好友失望了。我已经编好了一套词儿，跟他们说我不喜欢新加坡，新加坡的发展环境不如中国，在这里我感到压抑，再说这儿的食品也太难吃了，人也太没文化……”
中国女人在那儿都是可怜的人，不管你在国内多么心高气傲。跟我住在一个房东家的女同学，爸爸妈妈都是中国部长级的干部，她在新加坡上的是每月2000元新加坡币的英国人办的贵族学校，而我们上的是每月300元新加坡币的普通学校。她的爸妈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钱，使她在国外能维持非常好的生活，保持住公主般的骄傲。可即使是这样，当她与一个岁数比她大一倍的新加坡男人交往时，也要拼命讨好对方。在她脸上、眼神深处、故作轻松的笑容里，我发现了哀求的表情，发现她和那男人之间的不平等。
如果不去交朋友，靠自己艰辛劳动是不是能在那儿活下去？九丹说：“可能可以，但我不愿做一个下层的人，所有的女人都不愿做下层的人，都梦想过上流的生活。”在她所认识的人中也有靠自己奋斗而存活的……
她是前乒乓国手，曾在全国赛事上拿过名次。在新加坡她边教球挣钱，边读语言学校。我们俩一个班。她爱上一个做生意的人，是真爱，特别希望能跟他结婚。她想象穿着婚纱亲吻时，所有的人都鼓掌……她老问我：同居一年多了，那个男的老不表明态度，该怎么办？我说你一定要问清楚他是不是有意思，要不然时间都白费了。最后她向男的摊牌，男的说根本就没有娶她的意思，根本不可能。对此她早有预感，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第二天她在学校门口看到我，“哇”的一声哭起来，不管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毫无顾忌地大哭。她的签证到期后，伤心地回国了，一个人在家乡小城隐姓埋名，靠教球为生。她坚决反对我写《乌鸦》。像所有从新加坡回来的中国女孩一样，她不愿让人知道她们这群人的过去。
新加坡最终不是我们这种人的归宿，我知道我也要走。
那个国会议员给我找了不错的工作。外人看来我很好，但新加坡这个地方太小了，不是做文化的地方，而且我性格内向，没有人可以交流，几乎发疯了。而他只能跟我说些浅薄的话，或者说些笑话。他确实不可能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有40多天睡不着觉的记录，失眠、压抑、无聊，再这样下去我会死的。以前我那么渴望的东西，过了一两年后就觉得不那么重要了，金钱啊，生活条件啊，都跟内心自我无关。
我决定回国。我当时拿的是工作签证，再呆两年就能拿绿卡了，但我还是要走。许多人说，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拿了绿卡再回去。我说我拿绿卡干吗？我又不想再回来，一辈子也不回来了！
九丹真的回北京了。 九丹说，当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未来建筑在欺骗男人和不道德的攫取上时，收获的最终必然是痛苦，这是几千年不变的道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无道，对于女人的打击更大。九丹知道，她的劝诫在现在这个金钱大潮面前显得那么无力，但她还是要把中国女学生在新加坡的真实状况告诉国人。她说写《乌鸦》就是要与跟她一块出去以及留在国内对未来抱着希望的知识女性一起探讨：究竟为什么要出国，想得到什么东西？在那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更多地让我们流泪的东西是什么？她说，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知识分子罪与悔的书，她为曾在新加坡四年做下的事忏悔。
压题照为女作家九丹
（《家庭》2001年7月下半期沙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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