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钱在当时有多大用途呢？
在红岩工作过的一位同志的日记从侧面回答了这一问题。当年，重庆城内公共汽车的票价是“每次3元，不论远近”。在一般的餐馆，“炒一小盘鳝鱼，20元；素饺子，每只1元；每小碗饭，1元；清菜汤，每碗6元”。
对比算一算，南方局同志们的物质待遇便可想而知。就是这点微薄的待遇，他们还要从中“克扣”一部分，用于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购买急需品或接济进步人士。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志们的身体健康。党中央对此十分关心，决定以少量的物品作为补给，规定南方局的“孔原、（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王）梓木、（熊）瑾玎、（潘）梓年、涂振农、方方、张文彬、老高（文华）、王挹清、钱瑛等同志参加甲级待遇”，“甲级待遇”可谓今天的“特殊补贴”，其实也只是“两个鸡蛋、豆浆一碗（日），肉5斤（月），糖1.5斤（月），水果0.5斤（日）”。
细心一点会发现，南方局领导成员享受“特殊补贴”的名单中没有周恩来的名字。原来，上报的名单送给周恩来审批时，他毫不犹豫地划掉了自己的名字。
（《重庆日报》20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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