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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姜锦程出现在新世纪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时候，谁曾想到，这位35岁的律师曾经当过10年的修鞋匠。2001年3月，记者来到青岛市琴岛律师事务所，采访了正在这里实习的姜锦程。
1966年冬天，我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柴沟镇大王柱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上有3个哥哥，下有一弟一妹，人多地少，父母在泥土里捞生活，稠一顿稀一顿地熬着日子。
7岁那年，我背着母亲缝的蓝布小书包上学了。我学习特别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并多次获奖，老师说我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我也常对自己说，长大后一定要上大学。
然而，就在我做着大学梦的时候，不幸降临到了我家。高一那年，父亲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天空一下子坍塌了，阴霾笼罩着残缺的家庭。
父亲的去世，加之三个哥哥都要娶媳妇，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尽管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但我还是在高考前夕主动远离了收获的七月。
在黄土地上流了3年的汗水之后，1989年过罢春节，我随一支建筑队来到青岛打工。初来乍到又没有技术，我只能做搬砖的“小工”，一个人装车、推车、卸车，泥里来灰里去，一天十几个小时干下来，累得骨头都散了架，一倒在大通铺上就再也爬不起来。
我咬紧牙关挺住了，并坚持自学，年底时拿到了“建筑工程预算员资格证书”。恰好这时建筑队正缺这方面的人才，老板看我本分勤快，就让我当了一名预算员。我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次命运的小小变化让我认识到，知识真是太重要了。我苦苦思索着自己的出路：我要继续学习，依靠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1990年3月的一天晚上，一位工友把看过的一张《青岛晚报》扔给我，突然，一条消息闯入我的眼帘，那是一则青岛市职工大学招收“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大专生的简章，我完全符合报考条件。
我还可以上大学！兴奋不已的我决定报考。此时距离考试不到两个月了，我赶忙买来复习资料，争分夺秒地开始学习。5月，我步入考场。9月，我跨入大学校门。
从此，我比别人更忙了。中午吃过饭，大伙聚在一起抽烟聊天，笑得前仰后合，而我把碗一丢，就离开人群，找个角落看书。每天下班后，虽然累得腰酸背疼，但一想到要听课，马上抓起两个馒头，边走边啃就往学校赶……
1991年初，我们承建的大楼竣工，建筑队要移师威海。得知消息后我呆住了，这可怎么办？如果跟着去，自然会有活干，生活有保障，但大学就没法再上了；如果留下继续上学，经济来源切断了，不要说上学，生存恐怕都成问题。我面临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终留了下来。那时候，我身上只有200多块钱，这点钱在繁华的都市撑不了几天。我首先必须解决吃住问题。我去了一家又一家工地、饭店、公司，盼着哪位老总能给我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但总是碰壁。
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我又徘徊在闹市上去碰运气。走着走着，鞋底裂了一条缝，雨水毫不留情地往里渗。在这节骨眼上，哪还有钱买鞋呀？我走到一个修鞋的小摊前，讨价还价了半天，老师傅才开始修鞋。鞋修好了，我递过钱，老师傅顺手装进了围裙的布袋里，并用手按了按。我发现他兜里有一大堆角票，看样子有十好几块哩！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我也要摆个修鞋摊！
但我不会修，咋办？偷偷学艺！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同老人唠着闲话，暗中却用心地观察着……
这样偷偷地学了几天，我想自己该“出师”了。我花196元钱买了一套修鞋工具，身上只剩下4块钱了。我用仅有的4块钱买了4斤挂面，打算每天一斤挂面先“对付”几天。
第二天，我挑着修鞋工具来到了马路上。繁华地段不敢去，我专门选了相对偏僻的地方安营扎寨，心里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既盼着顾客光临又害怕人家真的来了，一双鞋好几百块，我修坏了拿什么赔啊！
两个多小时后，第一位顾客终于来了。一位30多岁机关干部模样的女士提着一双黑皮鞋向我走来。我心怦怦地跳着，都快蹦到嗓子眼了。“师傅，钉一副鞋后掌多少钱？”我硬着头皮说：“五毛钱。”其实别人钉一副后掌大都开价两块钱。女士没说什么放下鞋就走了。我抹了把额上的冷汗，从“百宝箱”里拿出工具开始工作。可是剪刀在我手里就是不听使唤，该圆的地方怎么也剪不圆，剪了好几块皮子才算勉强能用，钉钉子时锤子有几次差点砸在颤抖的左手上。一副鞋掌足足忙活了半个小时。那位女士回来了，拿起鞋一看，笑了起来：“别人钉的鞋掌都是圆的，而你钉的是‘八角形’，你是刚开始学修鞋吧？”我手足无措，脸都红到了脖梗上，连忙站起来嗫嚅着：“对不起，对不起。”不料女士却安慰我说：“没关系，万事开头难，慢慢学吧！”边说边掏出一块钱递过来，我准备找钱，女士说什么也不要，坚持全部给我，我只好收下。这一天，我修了3个人的鞋，共挣了三块五毛钱。
我在心里永远记住了我的第一个顾客，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宽容与善良让我没齿难忘。我真不敢想象，如果换了另一个顾客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有了糊口的路子。不久，我在一家民房的楼梯底下租了间废弃不用的小厨房，每月房租30元。打开房门，一股霉气扑面而来，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蛛网密布，我费了半天时间才收拾干净。只有5平方米的空间，放下一张床后想转身都很困难。
刚开始修鞋技术不好，速度慢，一个月下来还挣不到200元。这点钱既要吃、穿，又要交每学期600元的学费，还有房租水电费，还要买书，我精打细算，省了又省。我给自己订的生活标准是每天3元以内。即使如此仍是入不敷出，有时我不得不向同学们借钱。
长期以来我养成了一个生活规律：每天凌晨3点钟就起床，看书到6点，大脑疲劳了再上床躺一个小时，7点起来做饭，一边做饭一边看书，8点准时出摊。下午4点多就收摊，匆匆吃点剩饭就挤公交车去上学。双休日大都要上课自然也很少出摊。对我异常的举动，别人都不理解。有人议论说我脑子有毛病，星期六、星期天生意最好时不干活，不是等着受穷吗？
1995年，我终于拿到第一个大专文凭——工业与民用建筑。为了这张文凭，我苦苦学了5年。这主要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多年了，书本丢的时间太长，学起来十分吃力。
但我揣着毕业证书到一家又一家建筑公司应聘，却都失败而归。
199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为一位老太太修鞋，一位中年妇女走过来，热情地向老太太表示祝贺：“张大妈，您儿子考上了大律师，真了不起！现在律师可是个热门职业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眼前一亮：对呀，我为什么不考律师呢？
参加律考必须有法律专业的大专文凭，一咬牙，我再次报考了市职工大学法律专业大专班，800元的学费是几位要好的同学借给我的。
我修鞋同学们开始并不知道。有一天我正在街头忙活着，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抬起头，原来是职工大学一位的同班同学。在同学的追问下，我讲了自己的故事，他非但不歧视我，反而向我表示钦佩。不久，我的故事在同学中传开了。
前几年律师资格考试要考英语。1997年我又报考了职工大学的外贸英语大专班。
1998年，我修完法律专业，拿到了第二个大专文凭。
1999年，我修完英语专业，第三个大专文凭又被我捧在手中。
春节，大部分游子都会回家，我反而不敢回家。一个大龄“光棍汉”，又是一个漂泊在外的修鞋匠，走亲访友会令人十分难为情。我有10年的春节都是一个人青岛度过的，当万家灯火、举家团圆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想母亲。偶尔回家，亲戚朋友就热心地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母亲红肿着双眼唉声叹气：“锦程，我的小祖宗，你就听娘一句劝，好歹娶个媳妇，我也好对你爹有交待呀！”我心如刀绞，但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拿到了法律专业的文凭，我开始全力以赴备考律师。1998年10月，我第一次走进了律师资格考试的考场。头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难以入眠。为了这次改变命运的考试，我读了装满几个化肥袋子的书啊！
但是命运对我太苛刻了，我以5分之差名落孙山。
1999年10月，我再次满怀希望地走进了律考考场。然而，我又一次失望——仅以2分之差落败！我欲哭无泪，难怪人们说律师资格考试是“中国第一考”，比考大学、考研、考博还要难啊！
好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我已变得无比坚强。当晚，我又拿起了书本，收拾起心灵的碎片，再次向命运发起挑战。不仅如此，我又报考了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函授本科班。
2000年10月，我第三次走进了“中国第一考”的考场。
考试结束，依然是焦急而漫长的等待。
终于等来了可以查分的日子！2000年11月12日上午，天气格外的好，温暖的阳光轻轻地抚摸着我。我上街找到一部公用电话，准备拨打电话查分。我颤抖着的手怎么也拨不对号码，最后还是在老板的帮助下输完了准考证号。我的心疯狂地跳着，我干脆闭上眼睛，大脑里一片空白。
电话里传来了小姐柔柔的声音：“姜锦程，233分，今年的录取分数线是231分”。考上了，我考上了！我挥舞着双臂大声喊叫。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颗大颗的泪珠沿着我瘦削的脸颊滚滚而下。这一年，律考的过线率仅为10％！
我拨通了大哥家的电话：“哥，跟娘说一声，我考上律师了……”说不清为什么，此时我说话的语气突然出奇的平静，经过长达10年的风风雨雨，我已荣辱不惊了。
修鞋匠考上律师的消息不胫而走，经当地新闻媒体报道，我一时成了小小的新闻人物，我修鞋的“工作照”上了报纸，不少大专院校纷纷请我去做报告。2000年12月25日，我应母校青岛市职工大学的邀请，给300多名在校生做了题为《知识改变命运》的报告，讲述了一边修鞋一边学习的经历，赢得同学们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虽然是个“准律师”了，但必须找单位实习。我向朋友借钱买了一套崭新的西服把自己“包装”起来，然后找律师事务所“推销”自己。最后，琴岛律师事务所敞开她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
2000年12月31日，就在我到琴岛律师事务所报到的第一天，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百姓故事》栏目的记者跟踪采访了我。2001年1月8日，节目播出那天，天还没亮我就敲开了一位朋友的家门，守候在电视机旁。早上7点多钟，当我看见自己出现在新世纪的中央电视台时，眼泪打湿了我的满脸笑容……
在琴岛律师事务所，我是个身份特殊的人，因为我的户口还在老家，身份仍是农民。我没有工资，每月只有300元的生活费。这对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因为10年的苦学苦读留给我的是8000多元的债务。这些钱我都是向大学同学借的。
目前，我白天实习，晚上到母校兼职代课，平时还得学习法律本科的课程，忙得不可开交，但我感到非常充实。
美好的未来，正在我的面前展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到2002年1月1日，一年的实习期满，我就可以正式执业了，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算一算，到那时我36岁了。为了实现梦想，我付出了整整10年的青春，但我无怨无悔。因为10年的汗水换来了知识，而知识又改变了我的命运。（200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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