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从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墓中出土的契丹人头骨、牙齿和契丹女尸的腕骨中提取DNA，与现今达斡尔族母系DNA进行对比，发现他们的同源度比较高。研究组接着又到云南保山地区提取阿、莽、蒋姓“本人”的父系血样，与内蒙古一些旗、县取得的达斡尔、蒙古和汉族等人群的父系血样进行DNA研究和对比。结果发现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具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得出初步结论：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可能同为契丹人后裔。
20世纪90年代，记者在施甸县参观了自称“本人”的蒋姓家族的一块墓碑，上面竟刻有两个典型的契丹小字，这是在我国南疆发现的唯一刻有契丹文字的墓碑。在昌宁县一块“本人”墓地上，至今仍有一块保存完好的《阿公碑文原序》，石刻首段就说：“公原籍乃辽东人氏，后遭逢变迁，保机后裔四散奔走，遑遑而迁，移民滇西顺宁而觅其食。”今天的云南“本人”散居在保山、大理、临沧等地州，分属汉、彝、布朗、佤等民族。我国蒙古族研究专家陈乃雄在保山进行实地考察时，将326个“本人”的语词与多民族词语进行分析比较，发现其中100多个属于阿尔泰语系，与达斡尔族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从而初步认定，云南“本人”源出于契丹人。
如果说云南“本人”是契丹人的后裔，他们又是怎样迁徙来的？这些千古之谜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揭开。
（《文汇报》20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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