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所的创立者胡蘋说：残疾女青年阿香（化名）自小被人遗弃，养父母过世后给她留下了一间房。谁知，两老在乡下的亲戚闻讯而至，想占这间房，还经常打骂阿香。1994年，街道将阿香接到社区服务中心延春楼暂避风头，同时上门做那家人的工作。延春楼的那间房就成为妇女庇护所的雏形。
没过多久，一位被子女赶出家门的老太太无处容身，也来寻求“庇护”。于是，在延春楼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中设了三四张床位，妇女庇护所正式挂牌成立。当时还参照了香港一些类似团体的做法，形成了一套规章制度，住三天以内免收费，超过三天低收费。
尽管如此，妇女庇护所的“业务量”却有减无增，后来索性与老人托养服务“合二为一”，连原来挂的牌子也不知所踪。
为什么国际上风生水起的妇女庇护所在广州却遭遇如此尴尬？胡蘋说：“虐待、遗弃等家庭暴力现象在城市不算突出。而包二奶之类的社会问题，不是庇护可以解决的，所以寻求庇护的人不多。”
广州市妇联副主席林琦认为，妇女庇护所“没有业务”，从侧面反映广州妇女自主意识有待提高。许多妇女本着“家丑不外扬”的心理，情愿忍气吞声。
一些妇女工作者认为，妇女庇护所不能只靠妇联或社区来维持，执法部门或者法律界人士、心理学专家的参与相当重要。广东省妇联杨智芳说，庇护所承担的不只是将权益受到侵害的妇女“隔离”起来的功能，接一个妇女入庇护所，接踵而来的还有心理辅导、调解等一系列工作，调解不成的可能还要诉诸法律。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王宏维指出：妇女庇护所的工作开展不下去，并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社会需要，而是因为妇联、街道都不是执法部门，遇到妇女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都只能“调解”，而不能采取更有威慑力的行动。如果事件没有进入法律操作程序，庇护所的作用是很有限的。（2001.8.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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