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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党给父亲以崇高的评价，又委母亲以重任，让她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等职务，每月的工资有360万（旧币），自己又有能力买下大石作的房子，身边配有秘书，出去工作有汽车接送，生病住院，住的是干部病房，一切医疗费用由国家负担。我在大学读书，非但学杂费一概不收，连吃饭钱都不必自己掏。这与当年在上海霞飞坊，日日为生计犯愁，真是天上地下之别。由此她感到一切都很满足。
母亲的报恩思想愈加强烈。她一心想党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凡是人民需要的，只要家里有，什么都可以拿去捐掉。母亲去世后，留下一些遗物文稿，我还没能全部整理，但从已经发现的就有这样几份收据：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主任委员张友渔先生署名的“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灾民寒衣劝募总会北京分会”收到以我们母子名义捐献的现金2亿元（旧币）；一是“抗美援朝”开始，母亲以我的名义，为全国文艺界捐献的“鲁迅号”飞机拿出了1000万（旧币），而她自己大约是已经拿不出什么钱了，只捐了区区50万元（旧币）。所有这许多钱，来源只有一条：父亲的版税。
父亲的遗物、手稿、书信乃至八道湾和西三条的房子，母亲也悉数捐给国家和博物馆、纪念馆。家里仅存的父亲遗物中，有一幅父亲亲笔字轴，那是我们视为珍宝的一件纪念品。但母亲把这幅字也捐了，用做民主党派庆祝毛主席六十大寿的贺礼。
1956年，临近父亲逝世20周年纪念日时，我与妻子从中关村回大石作的家，忽然发现客厅里有些异样，似乎墙上少了什么。仔细看去原来当年陈师曾等几位友人送给父亲的四幅水墨画不见了。一问，才知又被母亲拿去捐给鲁迅博物馆了。因此，今天我可以公开声明：作为鲁迅嫡嗣，身边绝无几件可资纪念的遗物。甚至连1933年父亲亲笔抄录的《两地书》，他指定待我长大后让我留作纪念的，竟也被母亲捐了出去。
母亲离世时，留给我的只有一个3000元的存折。那是她出版的回忆父亲三本集子的稿费。
新中国成立了出版总署，母亲认为没必要将“鲁迅全集出版社”维持下去。于是她回到上海，把出版社加以清理停业，改将有关出版父亲著作的一切事宜委托给国家出版总署处理。
但随着父亲著作的陆续出版，版税一笔笔计算出来，按社长冯雪峰的意见，母亲应当收下所有的版税，并为此多次前来劝说，而母亲却表示要捐献给国家。
积累的版税越来越多，作为社长的冯雪峰感到尴尬，希望这笔钱再也不要在他们的账面上延宕下去了。这时母亲提出建议：能否将这版税转变成读者的实惠，比如降低书价，或者干脆打折出售。社里有关部门表示为难，说书籍如何计价向有规定，不可破例，此议只得作罢。
一方面社里催着尽快结算；另一方面受者又坚持不收。在此两难之下，冯雪峰只得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总理的意思是，最好还是劝许大姐收下。因母亲的态度坚决，总理改而指示：以“鲁迅稿酬”名义将版税从出版社提出，悉数存入银行，以备将来我们母子需要时取用。后来的严酷生活证明，总理当时的决断是多么有远见。1968年3月，母亲亡故，一家人的生活转眼之间跌到艰难的底层。从此我们夫妇总是为两个字着急，那就是“经济”！我们夫妇两人每月的收入合起来才124元。这区区收入却要负担一家6口外加一位老保姆的用度。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我自己又被多种疾病缠身，其中最严重的是心包炎和肝炎。紧跟着我的儿子老三也染上了乙肝。母亲那笔3000元的稿费就成了我们求医买药、营养调理的救命钱。但真不知道这钱究竟能维持多久？不料，我们的困境被周总理知道了。我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周总理指示将“鲁迅稿酬”名下的钱提出30000元，供我养病之用。我这条小命，才得活到今天。（《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著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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