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8年10月，房昌渝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说“摘帽”的事快了，工作有望恢复，让他常去林场及有关部门打听消息。房昌渝隔几天就去打听一遭，希望父亲能早日平反。
1979年2月1日，父亲突然来到昌渝家，一脸怒气，狠狠地抽了他几个耳光：“不孝不义的东西！从此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吼完便走。房昌渝被打愣了，妻子追出去问清了原委。
原来，房良辅于1978年12月4日给儿子房昌渝寄了封信：我决定在广安落实政策，目的是让你在广安的弟弟顶替我的工作，你在城里过得较好，别和弟弟争……你一定去林场说明这件事。听妻子一说，房昌渝内心叫苦不迭：他没收到那封信呀。可父亲已去林场及有关部门问过了，人家都“看出”当时他打听消息是为了接父亲的班。他写信向父亲解释，但信被退了回来，常走动的兄弟姐妹也都与他断绝了来往。
父亲去世前怨恨未消，留下遗言“不许房昌渝靠近我的坟！”房昌渝很久之后才偷偷去父亲坟前哭了一场。
一位记者得知此事，一篇新闻《走了22年的信》在《西南工商报》刊出了。2000年4月29日，梁平县邮政局长来到房昌渝家，诚恳道歉，并表示可以“做一些合理赔偿”，房昌渝十分感动。不料，“赔偿”未成事实，5月18日，《三峡邮报》却刊出一篇文章，嘲讽《西南工商报》，认定邮戳是假冒，房昌渝有“以私诈公”之嫌。
房昌渝于9月15日向梁平县法院呈递了诉状，要求梁平县邮政局在报刊上将真相公布于众澄清事实，并赔偿他22年的精神损害及经济损失。
2001年1月12日，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宣布，通过鉴定，法院予以确认“一封信走了21年4个月4天”这个事实。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对平常邮件内容不享有知情权，原告要求被告对信件内容导致的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有违民事活动的公平原则；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和误工损失的请求没有确切的依据，不予支持。鉴定费2318元由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810元及其他诉讼费850元，共1660元由房昌渝承担。
房昌渝想不明白：邮局送一封信用了22年什么事没有，收信人却涉嫌“诈骗”，收到信后告状又“超过了诉讼时效”，还要“倒贴”1660元钱——如果及时收到家信，我何必要来告状？！
房昌渝不服上诉，却接到了中级法院“不予受理”的通知，理由是：房昌渝申请减免上诉费的请求，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规定。就在房昌渝在无奈中挣扎的时候，南平县邮政局于4月2日反诉房昌渝“伪造假信函欺诈邮政局”，法院决定受理。
有关人士认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20年的认定不妥。事实上，原告自接到信后，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因此提出精神赔偿，法院应当支持。
截止目前，二审仍未开庭。人们在期盼着法律最终的说法。（《民主与法制》2001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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