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我好害怕”。温古雷亚努回忆起1998年她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卖肾时的情景：“但我的亲戚说，只要我做了便会得到3000美元，而我没有工作，还有四个孩子要抚养，生活窘迫使我最终迈出了这一步。”此后，她充当过两次此类交易活动的中间人。
贫富差距太大，是器官交易市场的重要因素。对28岁小伙子尼古拉·伯当来说，卖肾所得的3000美元不仅可以还清所有的债务，还能买一套900美元的房子，而剩下的钱足以买一吨的木材、一吨干草和两辆自行车。他回忆到伊斯坦布尔卖肾的经过：“我们一到机场，就被直接带到一套公寓，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卖器官。移植手术是在一家土耳其医院进行的，非常顺利。我在医院里呆了6天，接受我肾脏的是一位欧洲的足球明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和他握了手。手术完成后，我拿到了钱。”
非法的交易使捐赠者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很多人为仅剩下的肾付出很高的代价。31岁的扬·卡赞去年因为生活困窘而到土耳其卖血，没想到最后卖的不是血，而是肾。得到3000美元后，他用一部分钱买了一套没有暖气、没有地毯、也没有室内厨房的房子，其余的钱则花得精光。而卖肾后的他，由于体力下降干不了重活，挣不了几个钱，又没法看医生，全家又因此陷入新一轮的困境中。
（《海外星云》2001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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