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制度建设方面，朱元璋也做得颇有成效。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立了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集于一身。其级别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另外，朱元璋还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和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分别负责到各地考察和监督中央六部的活动。这些监察官们都被朱元璋赋予了极大权力，有事可以直陈天子。
按上述方式建立起来的监察制度，非常严密，可以说在各级政权机构上罩上了一层浓密的大网，对打击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明代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历朝历代，堪称中国历史之最，但是，这种制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明代的腐败问题。
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一切都必须围绕巩固皇权而设定，对于监察制度也是如此。明代监察制度所赋予监察官的职责，只是一个“弹劾权”，并不能直接对贪官污吏进行处理。最高的决定权操纵在皇帝的手中，如何惩治贪官污吏并不取决于腐败分子罪行的大小、危害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好恶和喜怒，取决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甚至取决于皇帝的贤明与昏庸、个人品质与才干。监察官们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也是瞎掰！还不可避免地遭到特权集团的疯狂抵抗，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的下场。从对奸臣严嵩的弹劾来看，就充分暴露了监察制度的这种缺陷。
严嵩深得嘉靖皇帝的宠爱。在严嵩气焰蔽天，权倾朝野，不仅满朝文武纷纷阿附，甚至连六部尚书也曲意逢迎的形势下，一批批监察官吏却挺身而出，不顾身家性命，与严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嘉靖十六年到四十二年中，众御史和给事中为搬倒严嵩，不断上疏弹劾，但一个个却如飞蛾扑火，不断遭受重创。嘉靖二十四年，御史何维柏疏劾严嵩贪罪，将他比做唐朝奸相李林甫，并直言严嵩推荐方士为皇上炼丹纯属邪路邀宠。嘉靖闻之，大为恼怒，不但严嵩毫发未损，反而下令将何维柏逮捕治罪。嘉靖三十一年，御史王宗茂冒死上疏，历数严嵩八大罪状，恳请皇上严惩国贼。又遭到嘉靖的厌恶，他认为王宗茂是“诬诋大臣”，将他贬为县宰。严嵩借机又剥夺了王宗茂父亲的官职，致使其父含愤而死。紧接着，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七年御史赵锦，刑科给事中吴时来纷纷弹劾严嵩，但得到的不是严刑拷打，削籍为民，就是逮捕入狱，充军流放。
直到严嵩八十岁时，人渐混沌，处理朝政，奏对不当，才渐渐失去了皇上的恩宠。加上御史的不断上疏，经过二十六年的不断努力，嘉靖四十二年，嘉靖下令将严嵩的儿子处死，将严嵩削籍为民，籍没家产。喧嚣数十载的严氏父子的丑恶势力，终于土崩瓦解。
为了反掉一个贪官，竟然花费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这充分反映出如果以人治治天下，那么，就算是有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济于事。因为，取悦一人，便可横行天下，控制一人，便可以抵挡住制度的所有进攻。（《书屋》200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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