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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就是要找警察 |
据《人民日报》披露，近年来，全国一些地方竟有近三分之一的刑事案件，因为受伤害人不报案，给刑侦工作带来困难，广州去年作了一次万户居民的调查，在所有的刑事犯罪受伤害者中，仅有35.9％的人向警方报案，即使是在受伤害较严重的人中，报案的也只有47.7％。
“不报案”现象，在各类刑事案件中均有存在，但因案件发生地域的不同，受害人不报案的心态不一，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别”
在农村，强奸案的受害人最有可能不报案，其次是伤害案件。在城市，情况刚好相反，只有很少的人认为强奸案的受害人可能“不报案”，而诸如自行车失窃、公交车上钱包被偷、家中财物失窃一类的刑事案件发生后，不愿报案的选择人特别多。下面两起案件最能说明“不报案”的城乡差异。
一起是江苏洪泽县警方不久前破获的一起强奸大案。自1992年初开始，在该县城东一片区域，不断有过往女性遭到犯罪分子的袭击，至2001年6月破案时，共有40名妇女被强奸。但案件这么恶劣，大多数受害人却不报案，或是未主动报案，以至于查处起来相当困难。当地警方抽出50余名民警，对这片区域进行长达2年的大规模集中排查和伏击守候。不久前的一天晚上，该县刑警大队出警经过城东高涧乡时，在东风东路上发现一骑车男子看见警车时转身即跑。该男子被抓获后交代，他名叫徐山高，当晚到其“情妇”李清（系化名）家过夜，被其丈夫发现，所以逃跑。经查证，徐山高犯过流氓罪，警方遂将其列为重点嫌疑人。在警方严厉的审讯攻势与搜集到的大量证据面前，徐山高被迫交代了其持续9年的犯罪行为。
另一起是城市里经常发生的自行车盗窃案。在南京河西地区一小区内，去年年底曾发生半个月内自行车被盗50辆的事。有个三口之家，一星期3次买车4次被盗，损失近2000元，可主人却一直未向派出所报案。直到今年严打整治斗争期间，一个由外地民工临时组成的“业余”偷盗团伙被警方破获后，经偷车贼自己主动交代，警方才得知此事。
受封建思想的长期浸染和冲击，农村受害人不报案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存在观念误区和人为操作痕迹
在农村，相当多的受害人“不报案”是由经济原因引发的。一般来说，事发后，犯罪一方畏于警方和法律的威严，往往采取金钱收买手段，“花钱买平安”，说服受害人不报案，以逃避法律责任。而受害人考虑到如果告发可能落个人财两空的结局，很容易采用“私了”的办法，得钱消灾。
在苏北某小镇上，曾发生过这么一起事件：一名女子在扬州打工期间，被老板看中，当起了“二奶”。老板原配妻子，发现此事后，妒火顿生，在女子已回乡后将其哄回，用老鼠药将其毒死，并通知了她的父母，说是“病死了”。待两位老人赶到后，又明明白白对他们说出了事实真相，并说报案不报案由他们自己决定。如果报案她愿去抵命，但一分钱没有；如果不报案，补偿他们4万块钱。虽说心中充满了失去爱女的痛苦，但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不报案”。
由于地域上的封闭、狭窄，社会活动范围较小，加之长期的封建思想和小农意识的影响，农村居民对地方宗族势力有一种本能的迷信与畏惧感，有威望的长辈或是在当地有头有脸的人，说话就值钱，“长辈”的话比法大，“村长”的话就是圣旨，不听这些人的话是“不识抬举”，因而会被村人看不起、被孤立，造成生存和人际交往困难。当刑事案件在熟人之间、同宗之间，甚至是亲戚之间发生后，受这种势力的控制和干扰最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天大的冤枉也只能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尤其是在盗窃、敲诈勒索一类案件发生后，这种作用特别明显。
城市居民“不报案”并非受害人缺乏法律意识。如果说农村受害人大多是“不知”和“不敢”，那么城市受害人往往是“不愿”和“不能”
为什么城市里也存在大量的“不报案”现象呢？
一是“怕麻烦”心理。我们从南京公交治安分局了解到，近年来，因为“怕麻烦”而不报案的，在公交车上发生的盗窃案中很普遍，据估计比例大约在70％左右。
二是办案程序及相关法律规定有缺陷。目前，很多刑事案件从立案到侦查，到移送司法机关，再到最后定罪，程序繁多，相关法律规定也存在漏洞，这些都影响了受伤害人报案的积极性。如对城市里比较常见的扒手的处理，必须人赃俱获，而在公共场所要人赃俱获十分不易，有时明知对方是扒手都不能逮，因为他未下手，无赃可获。另外，法律对生理上有缺陷的人有“从宽”处理的表述，要定罪还得达到一定的标准，而且在规定时间内，如果拿不出充分的证据，就必须放人。现在城里的哑巴扒手越来越多，就是钻了法律这方面的空子。
三是有时对报案人保护不力。有的受害人报案后，有关部门未能对其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使受害人遭受生理和心理双重的、进一步的侵害，正所谓“不报案吃小亏，报案吃大亏”。于是，不少人能忍就忍，只要不是要命，宁愿吃点“哑巴亏”，打碎牙朝自己肚里咽。
许多城市女性在遭受到性侵害时，不像农村女性那样顾虑重重，绝大多数都能主动向警方报案，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因此，城市女性在思想和观念上的进步，应该成为农村女性学习的榜样。
受黑恶势力威胁而非自愿的“不报案”和带有黑社会性质团伙火并、灰色职业者及由腐败行为引发的自觉“不报案”，已成为“不报案”现象的变种
在“不报案”现象的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相当多的受害人并不是心甘情愿放弃寻求法律保护的机会，被迫的、受到黑恶势力威胁的也不在少数。在破获的一些涉黑刑事案件中，从公开的材料上看，受害人几乎都受到歹徒“不准报案”一类的“死亡威胁”或警告。
今年7月份，宝应县淮江公路段出现了一个抢劫团伙。这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成员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以“带货”为名，对山东籍的货车驾驶员实施拦路敲诈、抢劫，先后作案25起，成为淮江大动脉上的一个毒瘤。经过艰苦细致的侦查，警方终于摧毁了这个犯罪团伙。据该团伙交代，今年6月初，他们从夜市购得一只仿真手枪的打火机，就凭这只打火机，便走上了疯狂的犯罪道路。他们每次犯罪时都会拉开皮包，将“手枪”露一露，威胁被抢对象，给受害者一个“下马威”。在抢劫得手后，这伙人还乘出租车跟踪被劫车辆，防止其报案。正是因为其中不少受害人的怯懦，在犯罪分子“不许报案”的淫威之下，25起案件中，报案的仅3起，勇于反抗的才2起。
与被迫不报案恰恰相反，下列三种类型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却是从心底里“不报案”的。一类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火并而产生的所谓“受害人”；二是灰色行业的从业者，或是自身行为不轨的，如卖淫的“三陪女”，参与色情活动的嫖客，他们即使被抢、被敲诈也不会积极报案；三是有腐败行为的人，如果家中被盗、被抢，也不会报案。这类受害人的财产来源不合法，“屁股后面不干净”，拔起萝卜带出泥，面对警方缴获的大量赃物，如果要承认是自己的，如何能说出其合法来源？
当然，受害人不报案的原因多多，远不止上面提及的几点，值得继续探讨。但是，不论“不报案”的原因怎么不同，细究起来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这就是封建制度下形成的“民不举，官不究”思想。在这种封建的“官家办案”理念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导致受害人形成一种“过去式”的畸形的“不报案”心态。其实，在现代的法治社会里，即便是“民不举”，只要司法机关查实了，施害方也要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个道理！
只要犯罪现象不消灭，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不报案”现象客观上保护了犯罪分子，助长了邪恶势力，也是对他人生命财产的不负责，对此，受害人及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反省和认识。（《警方》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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