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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对许多人来说，是个既神秘又令人恐惧的地方。从2000年9月开始，我先后采访了青海、山东、湖北、湖南、广东、上海、北京等七个省市的十几所监狱，从西到东，从经济落后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尽管各地监狱的硬件设施差别很大，但在管理制度和尊重人权方面是一致的，那就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监狱政策进行管理。
那么，现在的监狱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在青海塘河监狱采访时了解到，10年前的一场大地震，把监狱（当时叫劳改农场）所有的办公室和家属房夷为平地，死亡100多人，而监狱大墙内的监房一间没倒，也没死一个犯人。原因是监狱办公室和家属房全部是“干打垒”（一种用粘土垒起来的简易房），经不起强烈的地震，而监房全部是砖瓦结构，要比“干打垒”坚固得多。
在山东鲁南监狱采访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犯人大伙房。那个伙房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像两个工厂的大车间，一间做主食，一间做副食。我一走进副食“车间”，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肉香，只见两口直径约有一米五的大锅里正在煮肉，值班的犯人告诉我，这是为矿上下夜班的犯人准备的。他还告诉我，他们每顿饭是两个菜，一荤一素；菜是每人一份，饭则随便吃，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在主食“车间”，我看到巨大的汽蒸锅里蒸的是雪白的大米饭，一人多高的不锈钢蒸屉里蒸的是白面包子。包子很大，一个足有四两。我情不自禁地对陪同我采访的监狱办公室副主任王立彬说：这包子可真不小啊！王立彬说：要不要尝尝？我非常想知道包子里面是什么馅，便说：好，尝尝。一个犯人马上从刚取下的长方型蒸屉中拿了两个包子，我说一个就够了。其实一个都吃不了。我想把包子掰开给王立彬一半，没想到这一掰，里面的油马上顺着手指缝流了一地——不仅是肉馅的，而且油还很多！我和王立彬站在那里大吃大嚼，引得旁边正在吃饭的犯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
王立彬告诉我，他这是第一次尝犯人食堂的东西，还是沾了我的“光”。因为监狱有严格规定，管教人员是不准到犯人食堂吃东西的。
犯人潘松昌是被人用担架抬到鲁南监狱来的。他因盗窃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原来关押在临沂监狱。在转来鲁南监狱之前，突然得了“半身不遂”。据说得病的原因是他在临沂监狱的砖厂烧砖，出窑时，砖很热，他出了一身汗，用凉水一浇，激的。
大队管教助理孙吉海觉得可疑，20多岁的年轻人，哪能那么娇气，让凉水一激就半身不遂了？
带他到医院检查，医生也说，被凉水激了有可能落下什么病，但不至于这么严重。医生用针扎他的腿，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用锤子敲，他也没反应。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木头人一样。队长用力扳他的腿，扳不动。医生奇怪：半身不遂，这个腿不应该硬得扳不动啊！
吃药，治疗，两个多月，一点不见效。有些犯人为了逃避劳动改造，会挖空心思找各种理由装病，监狱方面称之为“伪病”。孙吉海1970年从部队复员后就在监狱系统工作，十几年，这种情况见得多了。
6月的一天中午，孙吉海对生活科的赵科长说：“咱们看看潘松昌是真的还是假的。”孙吉海和赵科长屏住呼吸走到床前，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头钉在午睡中的潘松昌的脚指头上扎了一下，他“腾”地把脚抬起来了。又扎他那只脚，他又“腾”地抬起来了，还没醒。
孙吉海心中暗喜，平时怎么扎他都没反应，睡觉的时候有反应，说明他平时是装的。
“潘松昌！”孙吉海喝道。
“唔……到！队长！”口齿清楚，也不大舌头了。
“你坐起来。”
潘松昌麻利地坐起来了。孙吉海他们俩心里有数了。
潘松昌看着孙吉海手里的大头针，仿佛明白了什么，低着头，不说话，接着“哇”地哭了起来，说：“队长我冤枉。”
“你冤枉什么？”
潘松昌无计可施，只好坦白交代。他装病，一是觉得冤枉，二是不愿下井挖煤。
他的案情是这样的：他和同村的另一个人，偷伐了路边的两棵杨树，偷了50斤麦子，又偷了人家一个地板车，把树和麦子装在车上往回拉。另外一个人在路上看见了，问他们干什么去，他们说回家，那个人就帮着推了推车。事发以后，正赶上全国“严打”，就把他们定为盗窃团伙，从严从重处罚。他是首犯，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同案犯被判有期徒刑五年，那个帮助推车的，被判有期徒刑3年。
潘松昌的情况如果真像他说的这样，应该是属于轻罪重判的。后来，孙吉海仔细看了他的判决书，情况基本属实。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根据此案的情况，东西不多，又是初犯，他最多能判五年刑，从犯也就三年两年，那个不了解情况瞎帮忙的，根本不应判刑。
潘松昌在来鲁南监狱之前，听说这里是煤矿监狱，到了这里要下井，不想来，就装瘫、装癫，不能动了。孙吉海和他谈话以后，他承认有罪，但他认为不该判15年。
孙吉海告诉他，如果认为自己的案子有冤情，可以写申诉报告。他说他不会写，孙吉海就找人帮他写。申诉报告写好以后，孙吉海给他寄往原审法院。一连发了几封，一直没消息。
这期间，潘松昌觉得队长挺关心他，表现很积极。在队里站小岗，看门，很认真，谁想违犯纪律也不行，硬的软的都不吃，他就听队长的，有什么情况都向队长汇报。孙吉海对他申诉的事也挺上心。经与队里几个领导研究决定，以大队的名义又给法院的院长写信。
一个月后，临沂中级人民法院来函：经院长核查，发现原判决有出入，发回长山县法院重审。长山县法院重新开庭，重新判决，潘松昌原判15年改为5年；那个原判五年的改为3年；那个原判3年的改为免予刑事处分。
当时，潘松昌已坐满了5年，改判之后他就刑满释放了。
孙吉海从1987年到1990年，共为本大队的23个犯人写了申诉复查函，被原法院改判的有13名。其中有个泰安籍的犯人叫王昌群，原判20年，经复查，改判为5年。
上海提篮桥监狱八监区的老管教应晓虎所在的小队，主要是关押有精神问题的犯人。整个监狱精神不正常的犯人，包括伪装的精神不正常的犯人，都归他管，一共有28个人。
“有真正的精神病犯人么？”我问。
“有。”他答。
“为什么不办理保外就医，或者送到精神病院去？”
“我们不能直接往精神病院送，得由犯人家属来办。有几个犯人已经确诊，有司法鉴定，也依法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但是有的犯人家属由于经济情况、住房情况比较差，或者没有监护能力，不愿来接人。另外，保外就医还要和当地街道、派出所联系。有的犯人因街道和派出所从本社区的安全考虑，不愿接受。”
下面讲的，就是一个伪装精神异常犯人的故事。
1995年初，一个叫杨超的犯人来到应晓虎所在的小队。这个犯人一进来就疯疯癫癫的，到处拉屎撒尿，把马桶往自己身上倒。应晓虎看了他的材料：28岁，盗窃罪，15年刑，“四进宫”。
1995年底，应晓虎打报告请专家对杨超的病情进行司法鉴定。杨超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给他一只香蕉，他连皮都吃下去，居然把专家们都蒙过去了，给他做了“没有服刑能力”的鉴定结论。
然而，应晓虎总觉得他不像是真的精神异常。
队务会讨论杨超保外就医的问题，大多数干部同意保外就医：反正专家鉴定已经出来了，符合条件，就是搞错了我们也没有责任。应晓虎主张：从我们的工作角度考虑，这个人还是要观察一段，再看看。
第二年7月，监狱要搞清监，主要对象是那些有病的和年纪比较大的适合保外就医的犯人。
就在这时，杨超写了一封信，让一个保外就医的犯人带出去了。杨超的母亲不识字，把信交给一个邻居，让读给她听。邻居一看，信的内容是：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过去我做了很多坏事。现在监狱正在搞清监，很多人被保外就医，希望爸爸妈妈到当地派出所搞搞关系，以后监狱来联系的话，最好能一下通过，不要有曲折……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杨超专偷邻居的东西，大家对他很反感，都不希望他出去。邻居看了信，就带着信告到监狱来了。监狱信访办的人打电话给应晓虎，把信也给他看了。经公安局有关部门鉴定，信的笔迹确实是杨超的笔迹。
由此证明，对应晓虎的怀疑是正确的，但他当时没有点破，他在等待机会，争取“水到渠成”的效果。应晓虎通过杨超的家人了解到，他这个人过去比较讲义气。应晓虎决定利用这个特点，在感情上进行“投资”。
杨超家里比较困难，家人每次来探监，带的东西都比较少。应晓虎就发动其他犯人，给他些吃的和用的东西。他的身材和应晓虎差不多，天冷的时候，他家人没及时把换季的衣服送来，应晓虎就把自己的旧毛衣等衣物拿来给他穿。
杨超一直在等待政府给他办保外就医，但是一直没有消息。该走的人都走了，然后保外就医工作就停了一段。他有些失望，甚至绝望，他用手拼命地敲墙，造成手腕小骨骨折。应晓虎带他到医院去治疗，还专门去给他买了云南白药。在他住院期间，应晓虎还让犯人给他煮了鲫鱼汤和排骨汤送去。
这期间，杨超的妻子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她来探监时对应晓虎说：“孩子也小，我也年轻，他这种情况，这么长的刑期，我不可能再等他。”她不知道杨超的真实情况，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离婚也应该。但是应晓虎知道杨超是装的，就不能不从改造工作出发，劝他妻子再考虑考虑，坚持一下。
应晓虎继续给杨超做思想工作，明确告诉他：“根据你的情况，肯定不会给你保外就医的。你现在30多岁了，15年下来，快50岁了，出去以后什么都干不了，好时候都过去了。只有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才是最好的出路。”这种方式的谈话，对他触动很大。
1998年春节过后，应晓虎把杨超叫到办公室，再次重申：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不可能给你办保外就医的手续。同时，应晓虎还向他交代了政策，并说：“我给你一段时间考虑。最多给你3个月时间。3个月里，你给我说清楚，既往不咎。以后改造表现好，还是按正常的情况，该给你奖励就奖励，该给你减刑就减刑。”
此后在一段时间里，他的表情看上去还是傻傻的，但是明显反常的行为已经没有了。在应晓虎规定的期限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犯人组长来对应晓虎说：“队长，杨超要找你谈话。”
杨超承认自己是在装病，并且很快就写出了一份很长的思想汇报交了上来。
为了让更多的犯人受教育，应晓虎专门安排他在犯人大会上现身说法。他在犯人大会上杨超说：“我装疯装了三年多，说老实话，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以为我装得很像了，没想到早就被应队长看出了马脚。真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啊！希望大家吸取我的经验教训，装疯卖傻，到最后害的还是自己。”自从杨超转变以后，他的妻子经常来监狱探望他。见他不再是“疯子”了，对他的未来也增强了信心，以后没再提离婚的事。
杨超开始正常改造以后，工作积极主动，脏活重活抢着干，每个月写一份思想汇报和学习笔记。1999年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2000年被减刑8个月。
（《北京文学》2001年第10期） （压题照片为北京市监狱《中国监狱》1998年第2期 张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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