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于1996年出版后，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中华文学奖及甘肃省敦煌文艺奖一等奖。
在写作前的采访中，常书鸿夫人李承仙及敦煌学专家段文杰、万庚育、李贞伯等十几人，一致提到了敦煌研究院职工侯兴在“文革”中充当“打手”一事。于是，在20万字的《敦煌之恋》中，有千字左右是关于侯兴的文字。
书中对侯兴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了描述和谴责，归纳起来有五点：
——侯兴几乎打遍了敦煌研究所里的所有“牛鬼蛇神”；
——每次批斗常书鸿（原敦煌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侯兴都要在其膝盖下铺一层碎石渣子；
——粉碎“四人帮”后，侯兴为躲过清查，装疯，脱了裤子乱跑乱跳，还吃大便；
——“文革”中，侯兴将窦占彪（原敦煌研究所工人）打得死去活来。窦死后，侯兴死乞白赖地为其主持丧事，给窦立碑；
——侯兴手持皮带，押送孙儒涧夫妇回四川。
曾从事电工、电影放映、文物修复等工作的敦煌研究院退休职工侯兴认为，王家达虚构事实，并使用侮辱性语言公然丑化、诽谤他，严重侵害了他的名誉权，给他精神造成了巨大痛苦。
2000年7月17日，侯兴一纸诉状将王家达送上被告席，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5万元。
面对侯兴的指控，王家达认为，侯兴在“文革”中对敦煌学者“打砸抢”，以及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时的装疯行为，都是经过多人特别是当事人证实的，其形象是自毁的。在作品中弘扬正义、鞭挞邪恶，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王家达也表示，愿意在《敦煌之恋》再版时删除有关侯兴的文字。
王家达说，该书有两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敦煌之恋》、《当代》发表并由《中华文学选刊》转载的压缩了的中篇报告文学《敦煌之恋》。前一个版本只印了8000册，至今大部分还压在仓库里，连兰州都买不到；所谓反响热烈主要指的是后一个版本，而其中只字未提侯兴之事。
尽管当年为王家达提供素材的一些专家已无法作证，如段文杰、李贞伯已年届九旬，患老年痴呆症，吴信善等已经辞世，但仍有众多人证实：侯兴在“文革”中用皮鞭、皮带、集束电线、扫把及脚踢、打耳光等方式，打遍了几乎所有的“牛鬼蛇神”，还用榔头砸毁了珍贵文物《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及许多匾额，并抢过工资、手表、收音机、画笔等。
侯兴则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全民造反，造反当然就要批判“黑帮”、整“黑帮”、斗“黑帮”、打“黑帮”。人们还注意到，至今，侯兴在法庭上还将常书鸿称作“常牛鬼”，说打他是因“常牛鬼不老实”。
甘肃省文联致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此案情况特殊，提醒处理时应考虑政治影响，因为曾受到周总理保护的常书鸿是公认的世界文化名人；应当保护优秀作品和作家。
2001年8月9日，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虽然王家达以采访得来的素材为前提，创作中个别地方措词激烈、欠缺分寸、言辞欠妥，但对侯兴的描写客观上并未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侯兴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感受代替客观效果。据此，法院驳回侯兴的诉讼请求。
对此判决，侯兴不服，随后又提出上诉。
由于此案恰好是报告文学最难处理的纪实与文学间的矛盾的爆发点，又涉及“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以及人们如何面对历史的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引起了文艺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工人日报》20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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