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海亭在起诉书中说“1983年我13岁时，在沛县初级中学上初一，成绩优秀，还担任班干部。突然有一天，我被沛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传讯，要我交代近期都干了哪些坏事。审查了很长时间，什么也没查出来后就把我放了。但从此以后，我就不明不白地被暗中监管起来，每半年派出所都要传讯两次。1986年至1988年我连续三年报名参军体检都合格，但三次都因是内部监管对象而确定为不合格。后来县工商、税务、供电等部门招工招干，我每次考试都达标了，但都因‘犯有前科’而未被录用……1999年11月1日，新城派出所将我传去，让我填写‘撤销重点人口管理审批表’时，我才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档案中有‘1983年伙同他人盗窃判刑二年释放回家’的记录。”
沛县公安局辩称：公安机关列“重点人口管理”是公安机关的内部行为，对外绝对保密，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强制力，原告不可能知道，不对其产生行政法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公安机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沛县公安局承认：对焦海亭以劳改释放犯列为“重点人口管理”，无任何事实依据，是错误的。
沛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沛县公安局在无任何事实的情况下，错误地将原告列为“重点人口”进行监控17年，是一种违法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赔偿。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失不予赔偿。原告请求赔偿40万元损失，法院不予支持。2001年11月7日，法院判决沛县公安局一次性赔偿焦海亭经济损失6257元；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焦海亭不服一审判决，已于近日上诉。
（《检察日报》2001.11.17慈延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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