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男友从南美留学回国，我们结婚了。没过多久，我们就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那时丈夫在外企工作，我是新闻记者，我们身体都很好。 女儿不到1岁的一天，丈夫突发急病，视物不清，发呆，忘事，随后神志昏迷，医院最后的诊断结果是艾滋病。医生提醒我，丈夫在和我结婚前去过南美，感染也许是在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丈夫从入院到去世，只有一周的时间。 就在他去世的那天，我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艾滋病病毒感染阳性。 我遭遇了灭顶之灾。然而，让我感到惟一安慰的是，女儿并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我挺过来了。在调换了工作以后，很快就上班了。重要的是，我不能暴露自己的病情。在单位不能让领导和同事知道，否则我会失去工作；回到家，我不能让邻居们知道，否则他们会和我断绝来往；最不能告诉的是女儿幼儿园的老师，否则她不但会没有学上，而且从此再没有小朋友了。 除了家人，能够和我交往的就是几个病友。但是，随着他们的相继“失踪”，这个圈子越来越小。我经常痛苦而无助地想，还不如得了癌症，有人可诉说，有人会同情。
虹子告诉我，原来医院免费提供的药品现在要部分购买，一个月大约需花掉三四千元，这样，她的工资就得全部用来买药。她正在犹豫是否在单位上医疗保险，但怕上保险之后因一些细节问题将病情暴露。
艾滋病感染者有享受医疗费用报销的权利，这是两年前国家卫生部做出的规定。但是据统计，目前，绝大多数病人不敢享受。虹子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她希望人们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艾滋病感染者对社会和健康人不构成威胁。而社会理解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解除了顾虑，不是对社会和公众更安全的事情吗！（《中国妇女报》200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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