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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安志在自家的四合院里 |
在我们报社周围，有一片老房子，上班下班我们得穿胡同。走在这老北京的胡同里，能看到光膀子下棋聊天的老爷们儿，淘米摘菜的女人；能看到从院墙里伸出来的枣树，油漆脱落的木门上过年时贴的对子……
就好像一夜之间，这些老房子全给平了。光秃秃的地上，残留着一些老树，支楞着几栋高楼。
初冬的一天下午，我从报社大楼出来，穿过遍地瓦砾的空地，到平安大街的另一边。在那片还没拆迁的老房子里，找一个美国人在北京的家。
进了一座四合院，大门在我身后刚关上，四周一下子就静了。阳光洒满院子，使得枣红色的门廊，杏黄色的窗帘，点缀在窗台、地上的绿色植物，都更加鲜亮。真没想到，我印象里的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多数中国人眼里的破房子，竟让个美国人收拾得这么精致典雅、古色古香。
四合院的主人是龙安志，英文名叫Laurence Brahm。他的职业是律师，还出了20本书，在中国生活了将近20年。
他说当年作为美国留学生来中国，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中文时，不好好上课，天天骑辆旧自行车钻胡同。“一出南开校门，很快就能进到小胡同里。我特别喜欢转胡同，天津的胡同跟北京不一样，建筑也不一样，里边净是北方的老房子。有时从一个小胡同串出来，突然到了一个小广场，却是欧式的，很有意思。”
毕业后他留在中国，当起律师，做律师业务、咨询业务，包括帮助一些大的跨国公司进行投资论证。
1990年的一天，龙安志到一个住北京东四史家胡同的中国人家里串门，这人住四合院，家旁边有个外国专家宿舍，也是四合院。知道专家宿舍可以租，龙安志马上就搬了过来。
那时，住这儿的外商不多，东四也不热闹。“整个一条街像睡觉了一样，非常安静。”他在史家胡同住，在国贸大厦上班。
这座四合院保护得非常好，里边很空，没什么豪华的东西，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样子，装修得也不厉害，只在木头上刷了一层白漆。
“再后来，我对四合院建筑本身有兴趣了。四合院为什么是这样的？建筑是人的思维在空间上的表现，四合院是这个样子的，肯定是有原因的。”他找了些书看，还认识了一些古建专家，听他们讲一些东西，再就是串胡同。
“四合院很能代表中国的文化。你走到一个胡同里，从外边看都是灰墙，灰墙是非常严肃的，你不知道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要是走在西方的洋房外头，你可以看到花园，可以看到房子，房子多大多小，人有没有钱，豪不豪华，站在路上就可以看个明白了。
“可在北京的胡同里，人走在路上，看不到院子里头是什么样儿的，墙都是一样的，就那个门，能让人感觉里边住的是什么人。不同的四合院有不同的门，像广亮门、如意门。在清朝，门是有级别的，你不能随便用广亮门，你得有部级以上的官位才行。如意门就是一些学士家的门。看四合院的门，可以了解主人的身份。
“然后你进了大门，对面有影壁，你必须拐弯儿，不能直走。西方的洋楼，一进大门，马上有梯子，上了楼就可以到主人的卧室。你进洋房，没有拐弯儿的，都是直走的。进四合院，你得拐弯儿进，想进主人的卧室，可能还要拐几个弯儿，有前院后院，可能还有多重院。
“进了四合院，里头会很静、很密切、很透明。不过这种感觉只有你进了院儿才会有。四合院，能让人了解一些中国文化，比如说，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社会，那么讲‘圈子’。你一旦成了圈子里的人，得，什么事儿都好办了。”
美国人龙安志，慢慢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住出了滋味：
“住四合院，给我的感觉是精致、文雅，这种感受很深刻。特别是在晚上，感受更深。四合院儿的晚上最有意思，比白天还有意思，特别静。在这种安静里，你会比较放松。在放松的状态里，可以把问题想得比较清楚。我经常晚上不睡觉，写东西。”
搬出史家胡同后，龙安志自己买了座四合院。“现在，从东堂子胡同到史家胡同都拆了。有时我经过那儿，心里挺难过，可惜了，那里的四合院特别棒。”
他曾爬到自家房顶观察周围的民居建筑：房子后边是一个一个院子，他家的四合院，是原来大院儿的第一进。而这种保存比较完整的三进四合院，在北京已经不多了。
“我住那个街道西口儿，是梅兰芳在北京的故居之一，院里还有个戏台。现在那个房子已经拆平了，戏台也要拆。
“当时政府的人也想了解这儿到底是个什么建筑，我一看就知道是个戏台。我说，你不知道戏台是什么样的？那你到颐和园看去吧。除了颐和园、故宫外，现在北京还有几个老戏台？最多也就四五个。我了解过，这个戏台是梅兰芳唱过戏的，非常值得保留。北京的大楼、商场多得是，可梅兰芳唱过戏的台子有几个？要拆梅兰芳的戏台，是神经病！”
他跑到街道办事处跟人家嚷嚷，街道上的人说这事儿他们管不了。
“北京的老房拆得太多、太快了，不考虑它的文化价值，乱拆。”
媒体报道说曹雪芹的一处旧居给拆掉了，我问他知不知道这事儿。他说那个地方他去过，连开发商也承认那儿就是曹雪芹的家。“世界不管哪个国家，都认《红楼梦》的。但还是给拆了，太可惜了！”
我问：“在国外，有没有可能把这样一个作家的房子给拆了？”
“不可能！”他把每个字，都咬得很用劲儿。“俄国人把托尔斯泰的房子给拆了？不可能！美国人把海明威的房子拆了？不可能！英国人把狄更斯的房子拆了？不可能！”他不停地摇晃着头。
随后他又摊开两只大手说：“可是在中国，在北京，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无法理解。”
现在，龙安志把自己的家、办公室，接客待友的地儿都安在四合院。他说四合院给人小花园似的感觉，非常安静、舒服，是很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他连续收购了几座四合院。每买一座院子，都自己装修，一点儿一点儿恢复原有的样子。我去的这院子，龙安志接手时只剩四分之一的回廊，现在让他给补全了。
住史家胡同时，他就发现一座明代四合院，有个广亮门，门上有四根精雕细刻的门梁，让人喜欢。等他整修四合院时，也想修这么一座漂亮的门。工人去了那座明代的院子，依样把木雕画下来，但做不了，那种手艺已经失传，没人会做。见他失望，工人说：刻不成，我们给您画门儿上吧。
不料，门儿还没做好，那座明代的四合院却给拆了。当夜，他喊上几个人，把拆下来的四根木头抢回来，直接安到自家的门上。
“真悬，如果那夜不赶过去，第二天，这些门梁就会被人当破木头给扔掉了。”
他觉得要想保留四合院儿，其实不难。把拆迁的钱花到郊区盖新房子就行了。
“建筑专家也认为，如果北京在三环以外建新城，比改建老城还便宜，拆老房子再盖新楼反而更贵。可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为什么还要拆迁？因为有人从拆迁中可以赚大钱。”
他说北京的拆迁业里流传这么个笑话：政府要做个项目，让三家公司投标，这三个公司分别是中国香港的公司、美国的公司和中国内地的公司。
香港公司投标300万。问他为什么是300万，他说：100万是原材料，100万是劳工费，100万是利润；美国公司投标600万。问他为什么是600万，他说美国的原材料贵，劳工也贵，所以200万原材料，200万劳工费，200万利润；最后是中国内地公司投标，要投900万。问他怎么可能是900万，他说这很容易理解，我给你个预算：300万给你，300万给我，300万包给香港公司让他们干。
“说是个笑话，可实际上许多公司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不考虑自己城市的文化，不考虑城市的历史，也不考虑下一代。腐败分子是不爱自己文化的，他们只爱钱。”他直截了当道。
我说拆四合院，叫“危房改造”。有人说了，北京的四合院儿不好保护，因为房子都是木头和灰砖建的，跟西方的不一样。
“胡说，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去法国、英国看看，那些老房子，也是老木头的，只不过砖不是灰色的而已。技术并不复杂，就看你想不想做。我自己已经修过几座四合院了，有什么难保护的。”他依旧认为，北京的四合院儿拆得这么厉害，其中有腐败的原因，有太多的人想借拆迁捞钱。另外还有一些人，太崇洋媚外了。
“我曾跟一个大学教授到电视台做节目，他说故宫以外全拆，全用水泥、钢筋、玻璃盖高楼，跟伦敦一样。我问他你去过伦敦没有？他说我从来没去过。我说对不起，你最好还是先去看看，伦敦的老城区基本是保留的，新城市是在郊区建的。
“毁了那么多四合院，建了那么多高楼，我不明白，这能代表中国文化？用水泥、钢铁做玻璃楼，中国永远也超不过洛杉矶和芝加哥。即使你能超过也要考虑要不要超过？
“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建大楼？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我跟你说，他们能建高楼大厦，但永远做不了中国建筑，尤其是中国的古建。”龙安志说巴黎、伦敦这些名城，都拚命在保留自己的文化。“法国人看到他们的老建筑感到很骄傲，意大利人看到他们的老建筑感到很骄傲。可是为什么在北京，这也要拆，那也要拆，哪里都要拆。
“有一点儿过分，有一点儿像疯子。”他不客气地说。
我问龙安志：“你难道没看见，好多老百姓挤在一个四合院里，而且房子很破旧了？”
他马上道：“这个我知道，但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就看你愿不愿意解决。”
他认为房管局的人，本来应该修这些房子。可是，老百姓房子漏雨了，他们却不管修，就是修了，也用最便宜的材料。“那些人想的是怎样倒卖房子，捞钱，做‘房虫’。”
让住得拥挤的人，搬到别的地方去；让那些想住四合院的人，掏钱投资修缮这些老房子。他说我现在看到的这所老房子，以前住的是一对老夫妻。房子老漏雨，冬天又挺冷，老得维修，他们养不起这房子，就卖了，自己搬到楼房里住了。他用脚顿了顿地上的褐色瓷砖说：“瞧瞧这地砖，是民国时代的，现在哪里都没有，就老房子里有。”
不少国外来的朋友到了龙家，都夸赞说：你的房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也想住到这样的房子里。“我想好吧，我就把这座院子，留给朋友住。夏天来这儿的人特别多，他们觉得很新鲜。住五星级饭店吧，说白了，跟住法国的、洛杉矶的没什么区别，全世界的都一样，来一趟中国，跟没来一样。可住在四合院里，感觉就不一样了。”
“北京，不光是皇家住的地儿，也是老百姓住的地儿。北京不光有故宫、天坛、颐和园，还应该有四合院，有胡同。如果北京把四合院、胡同都灭了，净是高楼大厦的话，那北京跟任何城市都一样，跟你去纽约、东京一个样。旅游者来北京，看看天坛，再看看故宫，待个一两天就得。不能为了短期的利益，断送长期旅游的资源。
“北京应该好好保护四合院儿，向全世界表达自己在文化上的自信。希望北京不要太迟了，不要太晚了！”（《中国青年报》200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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