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义工最独特之处是中、老年家庭主妇占了大多数。日本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禁锢了年轻女性的活动空间，当养育子女的任务完成后，这些家庭妇女就投身于义工活动中。我与义工最早接触是在“义工教室”。所谓义工教室，其实就是在类似中国的街道办事处那样的固定场所由日本志愿者教外国人日语的地方。我报名参加的义工教室基本上都是由一些四五十岁的家庭主妇组成。这些家庭主妇一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的人还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对那些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讲，义工教室确实帮助很大。除向义工学习语言外，我及我的家人还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义工们的帮助，例如，帮我免费介绍到了房子，帮助我结交了许多朋友，获得了许多有关在日生活的信息等等。给我的印象是，日本的义工确实是有组织的，是经常性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有一些公司的职员和外国人也抽出一定时间做义工。有的公司还规定，公司职员必须带薪担任一定时期的义工，可见，日本社会对担任义工的人具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在其背后存在着社会舆论的引导，以及政府的支持。
日本年轻人忙于挣钱糊口，没有时间做义工，或者说年轻人做义工更是一种工作义务；而那些家庭主妇们则不同，没有了家庭的羁绊、没有金钱上的负担，义工的工作才做得更加纯粹、更加投入。
（《检察日报》200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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