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年犯罪题材作品中，对反面角色越来越细致的描写，同时包括对正面人物加些无伤大雅的负面刻画，这些手法显然都是对过去国产作品中人物脸谱化、简单化的颠覆表现。于是出现了很多“有点儿毛病的好人”和“尚有人性的坏人”，应该说，与过去创作的呆板僵化相比，是一个明显乃至刻意而为之的进步。
但斧凿的结果未必就是一幅协调的画面。如对反面人物过于“可爱”的强调变成类似于爱怜的反复抚摸，或者为突出残暴之类又简单地用极其血腥的场面、粗野不堪的语言直接刺激着观众的感官。这反映了创作上的偏差或迷乱。此类刻画描写微妙地影响着广大受众的心理，无形中或者因所谓“人性”的唤起变得是非界限模糊、感叹“谁都不容易”，似是而非的宽容掩盖了为人处世的最基本原则；或者不断强化地刺激引发了人们对“恶”的好奇甚至追逐。艺术的目的毕竟是为了审美，它再接近生活也应有向美靠拢的倾向，可失当的雕琢却无意间将丑着以重彩，放大甚至美化，使审美变成了审丑。（《中国青年报》20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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