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她个性特异，除了工作上的事外，很少同她说什么。我常见她独自一人在喃喃自语，我想这多半是惊恐之后的一种心有余悸的病态罢，但她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她是作家，但几乎没有写什么。
到“文革”开始，我们几个所谓“走资派”立即被揪斗。我记得第一次斗她时，场面十分恐怖，到第二天她竟因恐怖而精神失常。她失常后，将一只盛饭锅套在头上，声言要“游斗”去了。在厕所里，她将纸篓中用过的手纸一一叠起放进口袋。造反派喝问她干什么，她说这是交代材料。她如此失态，见之令人垂泪。
韦君宜的生平，大约多半时间就在那种“左”的怪圈中挨过来的，当年的“抢救”运动，她目击和身受的痛楚一直未能在心灵中摆脱，到最后她到底支持不住而病倒了。
然而，韦君宜毕竟是坚强的，在病床上，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写了《思痛录》，记录了她经受和目睹着她自己这一代人被折磨以至于付出生命的经历。
现在她已经离我们而去，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想说，她是一个承受着经久的痛苦的创伤者，然而更重要的，她是一个勇者！
（《北京青年报》2002.2.5许觉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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