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司徒雷登8月2日返回美国。8月10日到达华盛顿，一下飞机就被送往国务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思出面同他谈话，劝他闭门不出，避免同新闻界和公众接触，不要接见不必要的来访者，甚至建议他离开华盛顿十天半个月。后来，司徒雷登被允许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和新泽西州拉韦斯中央长老会作了两次演讲，但讲稿都必须经过国务院的审阅、删改和认可。实际上就是封住他的嘴，不准他公开发表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及对华政策的讲话。
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和苦心经营50年，一直受到尊敬并且在中国问题上自以为最有发言权的73岁老人，这样的挫折和压抑，使他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有些承受不住了。回到美国三个月后，他得了中风偏瘫，被送进医院，从此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司徒雷登患病期间，没有一个美国人去照顾他，连他当牧师的儿子也只是偶尔去看一看，唯一能够照顾他的是他从中国带走的秘书傅泾波。这位忠诚的中国助手将司徒雷登接到家里，当父亲一样养了起来。司徒雷登没有什么积蓄，请不起人服侍，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全靠傅泾波。傅泾波气力不济时，就叫儿子傅履仁（后来是美国的五位华裔将军之一）来帮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偏瘫13年后，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临终希望傅泾波将其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傅泾波没能完成他的这个心愿。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不能像埃德加·斯诺的那样，安眠在他付出了20多年心血的燕京大学。
（《团结报》2002.2.23孙良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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