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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沈钧儒在香港 |
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沈钧儒曾被周恩来称为“左派的旗帜”。他是近代法学界名流，一生又以清廉正直著称。
沈钧儒在20世纪初赴日的留学生中是少有的清朝进士出身的人，作过刑部官员和警察局长，但思想却并不守旧。1927年初，北伐军攻克杭州，沈钧儒因共产党人的支持而当选省府秘书长。“四一二”政变发生时，沈钧儒遭扣押。当时，蒋介石已批令枪决，幸亏总司令部秘书处长马文车是沈的旧日学生，将命令暂时压下，并速告蒋介石昔日的老师庄崧甫。庄马上赶到南京见蒋，说沈乃浙江名宿，“如加杀害，何以见故乡父老？”浙江省主席蔡元培等也为之说情，蒋介石便佯称不知抓捕一事，假惺惺地“慰问”一番后予以释放。
此后，沈钧儒看透国民党内的黑暗，再不肯到其官场任职，便赴沪担任法科大学教务长并兼律师。
1936年，沈钧儒在上海发起组织救国会。在“九一八”五周年当日，他不顾当局禁令，带头率几千人上街游行，遭军警用铁棍、刺刀凶殴，经周围保护得脱。随后，蒋介石托人警告说：“请衡山先生识相点，如果再胡闹下去，我要不客气了！”沈钧儒对此全然不理。结果他同邹韬奋等人一同被捕，成为轰动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同意放人，却要他们办“反省”手续。沈钧儒坚不“悔过”，结果直至卢沟桥炮声响起才获无条件出狱。
1936年鲁迅入殓时，沈钧儒作为公祭主持人，将自己写有“民族魂”三字的白缎子盖在鲁迅的遗体上，这一情景感动了无数青年。
沈钧儒按其名望本可有高收入，但他接案却有选择。对贫苦人或受难的革命者常免费辩护，还给予资助，人称“政治律师”。他在上海办案多年却私囊拮据，债主不断登门，有时连用水费也缴不出，只好将所作书画标定“润格”出售。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沈钧儒等以第三方人士的身份奔走于国共之间调停未成，在周恩来返延安前还特去梅园新村依依送别。有人骂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他却回答说：“尾巴有何不好！”
1947年11月，民盟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沈钧儒化装藏在一辆车的后座里离开上海码头来到香港。翌年9月，年已73岁的沈钧儒进入东北解放区。
举行开国大典时，沈钧儒以新中国首任最高法院院长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北京青年报》2002.3.2徐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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