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张先生大学毕业后当了8年的医药代表。“只要翻翻每个医药代表手上的黑账单，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药价不断下调，在医院里看病却还是那么贵。”张先生表示：这些年来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钱赚得不踏实，他也厌倦了这种生活。他决定揭露这个行当的种种黑幕。
张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厚厚的“黑账单”，账单详细记录了他从业以来所接触的100多位医生，其中不乏广州市的一些名医，而就是这些医生从他手中拿走了总计100多万元的回扣。“黑账单”上这样记录：广州某医院主管院长1万元、药剂科主任5000元、内科主任1000元、外科主任1000元、库管500元，还有20多位医生的“劳务费”。仅这家医院先后就有31人从张先生这儿领取了从几百元至1万元不等的“好处费”。
张先生说：“我做这行8年来，从来没见过医生拒绝过回扣。”
张先生所在的药厂生产的是一种名为克林霉素的抗生素，出厂价只有4元多一点，而在医院的零售价是30多元。
记者亲历医院公关医生对回扣来者不拒
为了探究虚实，3月6日上午，记者和张先生一起到广州市的几家医院去“公关”。
记者先随同张先生来到东山区的一家医院，一进医院他就带记者直奔二楼住院部，去见一位临床科室主任。进入这位主任办公室，张先生递上名片和资料，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开门见山地希望这位主任在药事会讨论时给予支持。这位主任一边不动声色地翻资料，一边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这种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只是现在同品种的太多。”张先生心领神会，马上拿出信封说“一点心意”。主任用眼睛瞟了瞟信封，连连摆手说：“别这样，这样多不好，你们的药我们还是比较有兴趣的。”一听这话，张先生赶紧将信封放在办公桌上，起身告辞，并表示以后会再来拜访。
接着，记者又随同张先生来到越秀区一家医院去“对数”。刚进一楼门诊大厅，就发现五六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在公示牌前抄抄写写。张先生告诉记者，这些人都是医药代表，他们在记临床科室医师的姓名和出诊时间，不但要记下他们的姓名，还要尽可能地了解医生的家庭住址、个人爱好等。记者和张先生见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女医生。进了门诊室的格子间，张先生和她简单寒暄几句后就切入了正题，询问最近上药量如何。这位女医生说：“最近还可以，你们的药还不错。”张先生又拿出一个临行前准备好的信封，递给这位医生。这位女医生习惯性摸摸信封的厚度，然后就顺手丢在抽屉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忸怩不安。
记者先后随张先生去了4家医院，有意思的是，这几家医院都有“医药代表禁止入内”的标牌。然而，仅凭一块牌子似乎并不能阻挡医药代表们“进攻”的步伐。
（《北京娱乐信报》2002.3.12蒋玉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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