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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遭到“四人帮”的镇压；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时任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的汪文风和教研室的李先辉想到了他们隐藏的抄自天安门广场的诗词，认为应该将这些被“四人帮”封禁的东西传播出去。
由于编辑、油印、装订的工作量较大，他们决定以汉语教研室为主，召集人员，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并议定了一个谐音寓意的名字“童怀周”——共同怀念周恩来。
从此，“童怀周”名闻全国。两年时间里，“童怀周”共选编“诗抄”1500多首，《天安门革命诗抄》从三百册手刻蜡版油印到后来变成二百多万册铅印书，把人们对周恩来无限的追思传遍了神州大地。
汪文风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运动。”同时决定，成立有一百名委员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酝酿中纪委的构成时，陈云同志提议：天安门事件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几百万人参加，应该从中选拔出优秀分子，到中央机关来工作。
当《人民日报》刊登中纪委成员名单时，汪文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几天后，汪文风接到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会通知。
汪文风至今清楚地记得，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邓颖超大姐对着话筒说：“汪文风同志，会议结束后不要离开，我有话要对你说。”会议中间休息时，邓大姐来到汪文风的座位旁，同他交谈起来。邓颖超向他了解了一些“童怀周”的情况并询问他的身世。
当邓颖超知道他是重庆人时，警觉地问道：“‘皖南事变’时，你在做什么？”
说到这里，汪文风坦率地告诉我：“我知道邓大姐问我这话的原因，当时重庆的政治环境很复杂，党内出现了一些叛徒。我告诉邓大姐，‘皖南事变’时，我还是个小孩儿，正在读书。邓大姐也笑了。”
1946年，在新华日报社做发行工作的年仅17岁的汪文风经报社引介，进入重庆社会大学新闻系学习。社会大学是由著名教育家陶行之、李公仆、史良出面创办的，实际上是一所专门为党培养地下工作者的学校，其幕后领导人正是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
汪文风说：“我受过周总理的培养，可以说是周总理的学生。我在青年时代就崇拜他。所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必然反对‘四人帮’，这不是出于浅显的认识，而是从骨子里反对他们。”
会议结束后，出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汪文风还未走马上任，就直接进了审理江青集团案件的中纪委第二组。
汪文风说：“当时全国各地寄给中央、小平、陈云、黄克诚等同志的信件堆积如山，全部是揭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和控告他们在各地爪牙的，查案、办案需大量人手。中央决定成立审理‘两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大家简称‘二办’，我被任命为‘二办’副主任、审讯组组长。从这时起，我就成了秦城的‘住户’，同王、张、江、姚面对面地打交道。”（《人物周报》2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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