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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和他极简陋的研究场所 |
记者在青岛夹皮沟找到张北川时，惟一的感觉是震惊：在一排破旧的瓦房中，他的那间没有标牌，三面墙渗水，霉迹斑斑，面积仅15平方米，门口堆满了垃圾；张北川的两位助手在这里根本没有地方放桌子办公，只能在家搞研究。而这间房子的大门上曾三次被人泼上粪便。
谁能相信这是中国最大的同性恋艾滋病干预项目的指挥部？
在这里，张北川执行着卫生部的两个国家级计划：“男男接触者艾滋病流行状况研究”和“娱乐服务业青年女性艾滋病流行状况研究”，还执行着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项目”。处理信件时，义工们只能把桌子抬到门外工作。
张北川说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四年前中国的男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仅为2.5％，到2001年这一数字已高达5.9％。
在同性恋艾滋病干预中最困难的是如何找到男同性恋人群，而张北川的15平方米房子中有中国预防艾滋病运动中最宝贵的财富——一个装有1万多封男同性恋者来信的大柜子。
作为最早提出给予同性恋与异性恋同样权利的学者之一，张北川获得了同性恋者的信任，每信必回的他终于找到了中国各省、市、区最大的同性恋者群。通过近10年来积累起来的3000个同性恋者，张北川用滚雪球的方式将艾滋病预防册子《朋友通信》有效地传递到10万名同性恋者手中。《朋友通信》终于获得了福特基金会17万美元的支持，现在每期印7000至8000本。
张北川的办公室大门始终向同性恋者敞开：咨询不收分文，一天20个电话，向同性恋者逐个介绍安全的性行为；不厌其烦地安慰着同性恋者。
一位优秀的青年军官因为是同性恋者，不好好工作，想以不停地受处分离开部队，张北川得知情况后，带上自己的证件与学术资料找到部队领导说明情况。后来在保密的情况下，这名军官顺利转业了。另外，细心的他从不轻率地向大学生同性恋者寄册子，怕万一的误拆毁了年轻人的前途。
张北川是中国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惟一人士，因此他被授予马丁奖，这是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最高奖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称：“张北川大夫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的工作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然而，张北川却一直受着不公正的对待。1999年5月，作为山东省最好的皮肤性病专家之一，张北川却被剥夺行医资格。他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拒绝让张北川与他的性健康中心进入门诊大楼，理由是“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1999年，该院撤掉了性健康中心门诊。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张北川曾多次要求回皮肤科上班，但被院方拒绝。由于无法看病，他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医院拿到奖金，张北川还被剥夺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说：“国家已将艾滋病定为惟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解。”
中国艾滋病防治界与社会学界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他们认为，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一种危险。
（《南方周末》2002.4.18翟明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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