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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私交很深的章士钊屡屡触犯毛泽东。在那样翻江倒海一边倒的气氛下，连革命老帅说几句话都被无情地打成“二月逆流”，章士钊不识时务，还是要讲话，要一吐为快，急得在毛泽东身边的已是中共党员的女儿章含之提出要与父亲划清界限。还是毛泽东阻止了章含之，毛泽东也没有对章士钊的顶真敢言动怒。
那是为了刘少奇被打倒的事。1967年3月，章士钊对章含之说，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他要章含之给毛泽东带话，被章含之拒绝了，只得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他开宗明义，对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走上了建设之路，国家的兴旺发达，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核心，又是建立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团结一致基础上的，希望毛泽东和刘少奇能够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刘少奇什么做法不妥当，可以检查，但千万不能打倒。
章士钊主动做起了两面劝和的角色，他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说现在给刘少奇强加的许多不实诬陷之辞，他是不会相信的，但为了大局计，他建议刘少奇忍受委屈，做一些检查，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也给毛泽东一个台阶可下。但他没有想到，刘少奇很快就被逮捕，成为阶下囚。
毛泽东给章士钊回了信，信中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章士钊自然只能扼腕长叹了。毛泽东知道很难说服章士钊，又令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将有关刘少奇的专案材料送给章士钊看。章士钊还以为真的能找到刘少奇叛党叛国的罪行，实际上，看了半天，除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外，实在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章士钊的心情越发沉重，仰天长叹：我老了，不中用了，我的进言没有人要听了，国家要遭难了。他翻来覆去，茶饭不思，对女儿章含之说：“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看来，有人蓄意要置他于死地。”
（《军事传奇》2002年第5期吴跃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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