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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钧，男，1968年8月出生，1990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任职于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2001年1月4日赴波黑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民事警察赴欧洲地区，谈钧任副队长。
2001年1月4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我和4位同伴搭乘奥地利航空公司的飞机首批赴波黑地区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
波黑是个多山的国家，道路情况复杂，加上冬季冰天雪地，驾驶非常困难。到达任务区的第二天，总部通知我们参加驾驶考试。本来我们已在国内通过了联合国的选拔考试，但考虑到维和人员在波黑任务区接二连三发生交通事故的惨痛现状，新来的维和民警都要再参加严格的驾驶考试，而且只有一次补考机会。如果补考再失败，将被遣返回国。
1月6日，我们五人接受了出国后的第一次挑战。我第二个上车，那是一辆日本产的尼桑皮卡，不仅破旧而且方向盘沉重，手刹和离合都不太好用。凭着近八年的驾驶经验，我娴熟地完成了各种路面的操作，安全顺利地将车开回了考场。那天，我们五人全部一次过关。
就在我们顺利通过驾驶考试的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特别代表克莱因先生专门在一家中国餐馆设宴招待我们，就像为我们庆祝胜利。后来我们才知道，特别代表请第一次参加维和的警察吃饭，并不多见。这既是我们五人的荣誉，也是对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待遇。
就在我们到达任务区的第三天早晨，我接到妻子从国内打来的电话。没说两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说我们刚走，国内的各大新闻媒体就掀起了对贫铀弹污染的报道，焦点直接对准波黑和科索沃，报道中说曾在巴尔干维和的意大利和英国士兵回去后得了白血病或者癌症，有的已经痛苦地死去。她担心得几乎一夜没睡，好容易等到波黑时间的早晨，就赶紧给我打电话，那个电话总共十几分钟，她哭了9分钟。
很快，其他四位同志也接到了家属的电话，贫铀弹问题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随后几天，欧洲几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对贫铀污染情况进行长篇累牍的报道，虽然报道内容不尽相同，但都称贫铀弹的辐射是无形的，其感染的反应是慢性的。我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培训里，我们就此专门请教了培训中心主任，他未作明确答复。上卫生与安全课时，我们又问了主讲的医生，他表示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这对初来乍到的我们，无疑是巨大的压力，我们也很担心，急于想知道真实情况。
不久，联合国总部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称贫铀是铀富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放射性相当于自然铀的60％。军事上，贫铀用于反坦克武器和导弹，特别是用于后者，可以加强其杀伤力。贫铀被武器以小颗粒、粉尘的形式释放出去，可以被人体吸入、摄取或残存在周围环境中。开始时，贫铀武器作为常规武器，可被军队自由使用，但自海湾战争后，出现了“海湾战争综合症”，有人猜测与贫铀弹爆炸有关，但目前没有直接导致死亡的确证。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也称没有足够信息证明白血病与贫铀弹的联系。联合国宣布将继续对此事进行调查研究。
就在我们感到担心，又得不到什么准确消息时，祖国并没有忘记我们。公安部急我们之所急，想我们之所需，给我们邮寄来了辐射探测器。这是所有参加维和行动的国家中惟一的一个政府为本国维和警察配备有关防护贫铀弹污染的装备。我们真正体会到自己并不孤独，有祖国做坚强后盾，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
培训结束后，我们五个人被分配到了三个地区工作，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分配到了布尔奇科行政特区。这个行政特区建立于1999年，战前是塞族的居住地，战后，塞族和克族均有居民，是两个民族居住区的交汇点。为了防止民族冲突，联合国把这个城市列为波黑的行政特区，实行独立的司法制度、行政管理体系、特殊的经济政策，被波黑人称为“国中国”。
我们到达布尔奇科时天已经黑了，加上人地生疏，找房子变得非常困难。幸亏一位肯尼亚维和警察开车带着我们，一直找到晚上9点多钟，才找到一家空房。这是座独立的两层楼房，一层条件较好，被一个美国维和警察租用，二层有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兼厨房。虽然条件一般但房东要价不菲，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再让人陪我们找房子，加上第二天8点还要上班，就答应先住下来再说。
等搬完行李，已经后半夜1点多钟了，我们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只能从行李里找出两包方便面，吃后就睡觉了。
第二天，到地区总部报到，人事官员通知我们，新来的维和警察必须到基层警察分局值班和巡逻一个月。我们被分到巡逻组开始巡逻。开始的几天，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生活上的困难，当地自来水管里的水不能喝，我们只能到井里去打水喝。由于情况不熟悉，加上每天都在郊外巡逻上班，有时一天也买不到一瓶水，吃不上一顿饭，只有晚上下班回家后才能到附近的小餐馆吃点儿东西。
我上班第二天就碰上了一起测定雷区的案子，这是我维和工作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那天接到报案，说一个女孩儿被地雷炸伤，已送往医院。我们立即随当地警察赶往现场，汽车在一个山区小村的树林外停下，小女孩儿就在树林里踩上了地雷，估计是片雷区。树林相当大，覆盖了整个一座山坡。
按规定，当地警察和我们的工作是测定雷区范围，排雷工作则由多国稳定部队工兵负责。虽然在国内培训时也学过有关地雷的知识，但毕竟都是书本上的东西，现在是真正面对地雷了。我们开始往树林里走，心情非常紧张，不知道每一步踩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我指导当地警察拉开距离，排成一路纵队，后面的人尽量照前边人的脚印走。经过近两小时的探测，终于确定了雷区分布范围。我们立即用醒目的警戒带把这片区域围了起来，并用对讲机通知了多国稳定部队。
随后，我们到医院看望了被炸伤的小女孩儿。回来的路上，小女孩儿痛苦的神情和家人的悲伤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据介绍，整个波黑地区目前还有400万颗地雷需要排除。我们刚到波黑时，负责安全的官员就忠告我们，在任务区尽量减少徒步外出，如果走路也只能走水泥路面和硬路面。回到警局后，当地警察因我不惧危险，始终与他们一起战斗而深受感动，维和警察分局局长也对我冷静和安全妥善地处理了雷区案件，提出了表扬。
还有一次，警局里计算机出现了故障。按惯例，应该由维修人员进行维修，但那天是周六，当地雇员不上班，而我们又有许多报告需要打印。我靠着在国内学到的计算机知识，试着打开机器进行检查，很快就修好了。从此，凡是局里的计算机出了毛病，都来找我修。有的同事甚至连家里的计算机也找我修，并且声称：“只有谈可以动我的计算机。”
凭着敬业精神和优良素质，上班两个星期，队长就安排我一个人独立工作，并安排一个新来的德国维和警察给我当助手。也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与我们同批来的维和警察还在基层巡逻和值班的时候，我通过竞争，被任命为布尔奇科地区总部内部事务调查官。
按联合国的规定，国际警察的所有职位必须通过竞争才能得到。竞争的方法和国内基本一样，先笔试，给你一个案例，在半小时内用计算机完成一份调查报告（测试你计算机和英语写作水平）。然后面试，四个以上的考官进行提问和打分（测试你调查案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最后汇总出成绩，从高到低录取。我到波黑后，一共参加了四次竞争。
2001年的9月，我参加了第四次竞争，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萨拉热窝国际机场边境管理分局副局长。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熟悉和掌握了边境检查和机场控制工作的各项要求和程序，熟悉了有关法律规定，根据业务分工，承担了指导查办案子和审批报告的职责，协助分局长负责全局人员的管理。在分局长休假期间，我还代理分局长主持工作。在我任期内，发生了“9·11”事件，我领导整个机场的维和警察，展开了几次针对恐怖主义的特殊行动，并协助多国稳定部队成功地开展了对恐怖分子的控制和搜捕行动。
有一次，据情报反映，有一个恐怖嫌疑分子可能会从机场进入波黑，当时时间很紧，无法进一步确认。我请示总部批准后，决定对当天全部七架飞机上所有乘客进行检查。我们调用了十台复印机，近百名边境警察，十几只警犬，复印了近400名乘客的护照和相关文件，对所有的行李物品进行了严格的检查。这一行动是自机场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恐怖主义行动。
还有一次，我接到同事转来的情报，称有恐怖分子将手机改造成手枪，如果不经特别检查，很难发现。我立即将此信息通报所有机场安检人员，要求他们对手机也进行严格检查，同时针对机场在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并组织当地警察实行24小时配备轻型冲锋枪的武装巡逻，并帮助联合国和机场有关人员，完善机场计算机系统，除了普通乘客信息数据库外，还增加有关特殊人员查控信息数据库。
我担任分局副局长后，因为是机场惟一的亚洲警察，又是首次由中国警察来管理欧美警察，加上年纪最轻，许多资深的欧美警察不服气，刚开始工作时非常困难。我首先对自己严要求，认真工作，并利用自己的优势，不断改进计算机程序和统计方法。休假前，我都主动把休假期间要上报的统计提前做好样子，使同事能够很容易地接手继续工作。在人多车少，工作量很重的情况下，我主动多干，经常加班加点到晚上七八点，同时合理安排车辆和值班表，既保证工作正常开展，又充分照顾到其他同事的休息时间，让大家工作时心情愉快，提高了工作效率。我的工作态度和方法得到了大家认可。在我即将卸任并结束维和任务时，联合国为我作出一份正式鉴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谈钧是一个有过良好训练的职业警察，他的能力和知识让人感到能与他一起工作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们一致认为他应该能够继续在更高的层次上为联合国服务。”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首批赴波黑执行维和任务的五名同志克服了生活、工作和心理上的压力，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完成了祖国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展示了中国警察的风采。
回国的飞机上，已经完成任务的我们理应一身轻松，但我的心情却无法平静，我的眼前总是浮现着波黑起伏的大地，耳边回响起波黑那优美却又略带忧伤的音乐。
波黑是个山区国家，森林覆盖率极高，到处青山绿水。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随处可见的墓区。刚到时，我们都被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墓区震撼。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祭奠亲人的妇女和孩子。翻开近几年的波黑历史，从1992年5月2日至1996年2月26日，萨拉热窝被塞族军队包围了1395天，20多万人每天在大炮、机枪、狙击步枪的打击下，无水、无电、无粮的生活维持了三年多，有10615人被打死，近5万人受伤，成为人类历史上被围困最长的一座城市。1992年6月，在波黑斯比雷里察地区的一次种族清洗中就有近8000穆族人被杀害，创造自二战以来一次杀死人最多的记录。1995年8月，塞族军队向萨拉热窝一个集市发射的一发炮弹造成30多人当场死亡。北约为了以示惩戒对塞族军事设施发动了名为“解放武力”的空袭和炮击，这在北约历史上是规模较大的一次。轰炸不仅摧毁了军事设施，造成了武装和非武装人员的伤亡，同时也留下了贫铀弹的遗患，给当地人带来了长久的危害。
记得公安部有位警务报道的记者到波黑来采访，让我谈维和的感触，我说：“在波黑，我的最大感触是生命的渺小和战争的恐怖。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发动战争，我建议他到波黑来看看，除了那青山绿水，还有那些坟墓、抽泣的老人和孩子。”记者要求我写句话给读者，我写道：“但愿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 （《中国青年》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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